【摘要】俄共（布）执政后，沙俄旧的“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政治文化传统极大地制约着苏维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无论是“农民局限性的天下？”的堪忧，还是工人阶级的小私有者旧习气，抑或是旧的政治文化劣性成分在党内的复活，都“迫”使政治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既要坚持整体性布局，又突出了各群体阶层的独特性，提出通过合作社和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双轨”推动农民市民化改革，通过工会、清党运动、监察机构改组等推动工人、党员、国家机关政治现代化，强调文化任务的关键“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虽然这种主要靠政治手段进行的“文化革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倾向等缺陷，但其中一系列思想和措施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官僚主义；农民局限性；政治教育

　　纵观列宁的文化思想，有关“政治文化”在俄国革命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探索却成为他革命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之一。廓清列宁政治文化建设思想不仅有益于我们正确理解列宁主义，也有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一、列宁“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与含义

　　研读列宁的相关著作，我们惊叹地发现，列宁是少有的重视文化建设的革命家之一。他把文化看作是多结构的渗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一切领域的极为广泛的现象。他对“文化”的运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广义上谈文化，与“文明”相通，泛指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主体本身的一切活动和成果的总和，如他在《论合作社》中所指的“文化革命”；二是从狭义的含义谈文化，与军事、政治、经济相对，指教育、科学知识、艺术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如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提出的“文化任务”；三是从政治心理、风俗、习俗、习惯等文化心理层面谈“文化”的制约性，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含义相同，如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所提出的“文化问题”，他还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许多时候，列宁并没有清晰地区别文化的内容，而是在多重涵义上使用了“文化”这个概念。

　　列宁正式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是在1920年11月3日的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①在这个定义中，它实际上突出了政治文化的建设性功能，强调对旧有的政治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文化；并明确地指出政治文化的长远目标（根本目的）和短期目标相结合：长远目标是按照共产主义文化的要求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文化的设想，“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②“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③1923年3月，列宁在最后留下的政治遗著《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所强调的文化成就标准，“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④，“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等。⑤短期目标是一方面使劳动群众能深刻地认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政治上的虚伪性、欺骗性，另一方面是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同时，列宁对“政治”进行了重新界定，强调了政治与经济密切联系。他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⑥而政治文化“斗争”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即毁灭与建设并存：一方面要粉碎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制度等遗留下来的旧社会风尚引起的政治危害，同这些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与无产阶级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为了重新教育群众，还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并强调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⑦因此，结合列宁提出的背景以及与晚年有关文化问题的大量论述，可以判定在列宁的执政思想中存在着与现代意义相同的“政治文化”学说。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文化在政治层面的认知和行为影响。具体而言，是指特定的国家、民族和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具有稳定性，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首次使用这个概念，取代了传统政治学中常见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的术语。列宁正是从历史积淀的习惯、风俗、思想、民族心理等层面来剖析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特点，在强调这些落后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同时，也积极探索通过政治教育和经济建设来进行文化变革，有意识地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旧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俄国革命与社会建设的制约

　　针对十月革命前有人提出由于俄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的质疑，列宁指出俄国等东方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情况不同，虽然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却能抓住革命最薄弱、关键性的链条夺取革命的胜利，为创造发展文明创造制度前提，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可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惯性，它并不会随着社会变革而结束，反而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生作用，各种旧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对俄共（布）执政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危害。“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⑧列宁在执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危害，尤其是在他晚年的“政治遗嘱”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他对这些像寄生虫一样的旧的政治文化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发展所产生的隐患的深度忧虑。列宁深刻地阐述道：“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⑨究其问题的根本就是俄国以服从型政治文化为主，并带有蒙昧型政治文化特色，与列宁所希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一）农奴制文化的制约与“农民局限性的天下？”的堪忧

　　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最困难的是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自觉，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因为在落后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阶级始终处于少数，这就决定了革命的力量比较单薄，只有争取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而根据俄国的现实情况，沙皇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制度和中世纪的残余是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这也俄国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社会扫清封建主义的障碍，再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虽然无产阶级通过将没收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实现了这场以农民为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想要领导农民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却没有那样顺利了。因为农民（自发的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产生社会主义觉悟。列宁感叹道：“农民群众醉心于自己的伟大斗争，他们必然认为，夺得全部土地，就等于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他们醉心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看不到进一步的更伟大更艰苦的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⑩从一般社会历史规律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是吸收了资本主义文化全部优秀成果、个性得到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的事业，其革命的主体是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主体意识的无产阶级。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中，人的发展也相对滞后，特别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文盲的小农国家，自私、愚昧、奥勃洛摩夫习气等农奴制文化充满了整个社会。直到1917年，俄国总人口的80％以上都仍然在农村生活，70%以上是文盲，而“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因此让这些受农奴制文化的制约、思想意识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广大农民群众深刻、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是极其困难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落后国家不得不依靠农民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困难和艰辛可想是何等的困难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奠定物质基础，而文化问题就很现实地凸显出来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11。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东方专制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私有观念等这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极大地制约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指出，俄国大部分地区都被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尤其是“农民文化”所表现的“奥勃洛摩夫习气”都渗透到工人、知识分子、共产党等群体身上。奥勃洛摩夫精神（奥勃洛摩夫习气）本质上是在异常封闭落后的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文化心理，表现为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而办不成具体事情，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这种“奥勃洛摩夫”充满了整个俄国，“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12列宁甚至也有一种“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的堪忧！13

　　农民文化上的落后性不仅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而且使官僚制度复活。首先，农民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导致了国家管理上被迫实行集中制。1919年3月，列宁在《关于党纲的报告》提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4因为无产阶级是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思想比较先进；而农民比较落后、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组织起来比较困难。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而农民落后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政治上暂时处于不平等地位。列宁提出，往后的任务就是党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这种不平等。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不仅是识字，更有现代政治文化水平要求。其次，农民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使官僚制度复活。农民在长期东方专制主义的压迫下，不仅缺乏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淡薄，还容易形成权威崇拜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水平的落后性，不仅使管理国家的主人地位缺位，对政府管理者的监督也缺位，导致官僚主义的复活。再次，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稳定性。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稳定性。农民在政治态度上的摇摆性决定了他们在组织上的散漫习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15。由此可知，农民阶级这种在政治上的散漫性、狂热性、狭隘性、极端民主、悲观性，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分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建设实践中出现困难或波折，农民的极端悲观情绪就会无限扩大化，容易爆发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如何团结农民，将小农意识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文化方向成为列宁晚年执政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工联主义的弊端与工人保留的小私有者旧习气

　　众所周知，革命运动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的觉醒，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主要取决于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可是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列宁认为，工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残酷的压迫下，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服从长官的态度，在工会的带领下同工厂主、资产阶级做斗争，这是一种自发性行为，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是真正的斗争，只能说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这种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意识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他们的斗争只是围绕着争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工人还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和对立。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6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要争取政治权利，必须有思想武器，必须坚持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而要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首先就需要革命领导者要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17同时，工人阶级文化素质也不高，由此可见，对工人无产阶级进行科学的革命思想“灌输”也是困难重重。

　　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列宁原以为农民由于固有的旧文化劣根性，很难在短时期内达到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工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先进政治制度的领导下，可以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可是经过短暂的建设实践，他发现工人们仍保留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私有者等传统心理，离现代化社会的“新人”还有很大的差距。他说道：“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18。这说明，即使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也受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心理影响，而且很多工人是从农民中刚刚脱离出来的，思想上还带有很多农民旧有文化的影子。

　　（三）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与俄共（布）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严重“脱节”与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工人的小私有者旧习气等问题相比，共产党内旧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俄共（布）的执政制约则更为严峻，甚至是致命性的！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文化问题，而文化任务的关键“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文化问题尤为关键，他们不仅缺少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管理的本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所表现的政治修养、政治水平也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政治文化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沙俄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劣性成分在党内的复活，又分别在一般党员、党的机关干部、政党领袖身上均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绝大多数党员的政治修养和平均水平不够。我们知道，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理应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修养，具有丰富的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经验。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缺乏无产阶级强烈的主体意识，也不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俄共（布）执政后，大量的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其政治文化水平更低。1923年3月26日，列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中对俄共（布）落后的政治文化水平不无担忧地写道：“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19其次，共产党要实现对广大群众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其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绝大多数党员的平均水平是不够的。再次，官僚主义等封建落后的政治习气在共产党员身上再现和复活。如果说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通过严格的纪律性还可以对各种前资本主义文化“免疫”，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短暂的免疫力却消退了，由于新经济政策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效率低下、混乱的机关、头脑简单等等情况非常严重。列宁曾指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三大敌人”。除开扫盲的任务，狂妄自大和贪污腐败都是官僚主义的衍生物。俄共（布）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员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威信，那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在这种追捧中膨胀起来。同时，俄共（布）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的执政权，掌握了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但缺少经济建设和管理的本领，同时也缺乏有力的制度监督。这就很容易滋生贪污腐化的土壤，滋长官僚主义的习气。列宁感叹“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0不仅如此，党内存在着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更是为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提供了“保护伞”，列宁认为这个危险性极大，他谴责道：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其次，党的机关干部也犯了官僚主义等政治病症。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为了稳定新生的政权，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政府）接收过来了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由于国内革命的紧张局势，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所以旧机关沿用的旧有的文化风气、工作习惯、“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和工作的质量和办事效率！1922年2月20日，列宁在《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中就苏维埃的官僚主义进行了谴责：“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21奥勃洛摩夫习气突出特点是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为人浮于事、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公文堆积如山、法令太多，且都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没有加以检查。“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22。“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23。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俄国是一个有着很长的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那些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私有观念等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它又是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设阶段，从封建集权制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这为特权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土壤。因此，封建专制的官僚主义“赘瘤”在俄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它必然折射在共产党内，又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消灭官僚主义这一顽疾，不能小觑。列宁提醒大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24

　　再次，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个人专断、迷恋权力。恩格斯强调：“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25俄共（布）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但在缺乏一套成熟的法治制度里，作为“威权”人物的党的高级领导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素养才能科学完成领导任务，不仅要有科学修养，还要拥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不仅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还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高超能力。但是受长期沙皇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缺乏民主法制意识，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专断、独裁、个人崇拜、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滋长起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件中多次提到，斯大林太粗暴、任性、专断，缺乏民主，缺乏耐心、谦恭、礼貌，不能关心同志，不能保证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托洛茨基、皮达可夫都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还有过分自信、粗枝大叶，作风粗野，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缺点；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主要缺点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连布哈林的理论观点不能保证都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等等。

　　三、俄共（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列宁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与建设，不仅体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无产阶级执政后，他们更是与旧的政治文化传统劣根性作斗争，并阐述了很多富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但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建设在两个时期的发起和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列宁是积极主动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抵制和批判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则是“问题倒逼”出来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针对俄国内不同阶级的政治文化问题，俄共（布）结合苏（俄）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来重塑俄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无产阶级树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是共产党执政的首要前提。列宁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在与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确立并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执政后，围绕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俄国不同的政治派别亮出了不同的主张，各执一端。其中有两派的思想比较有代表性：一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派，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只能传播“资产阶级文化的成分”，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推迟到“遥远的将来”；提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得到繁荣。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忽视了文化的适当超越的引领性作用，容易将无产阶级文化引向资产阶级方向，最终遭党的否决。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是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还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少数理论家，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靠“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文化的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妄图脱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建立反映了无产阶级渴求文化知识的愿望，对推动当时的文化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却主张脱离苏维埃政权；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历史虚无主义；在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组成新文化大军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采取了异想天开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无产阶级文化派把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排除在新文化的建设大军之外。认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够加以解决。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艺术理论进行了长期斗争。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首先明确俄国当时的文化现状，所以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利用旧知识分子，“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文化都不够”，谈“无产阶级文化”是奢侈的。他们时刻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鼓吹“阶级战争”，鼓吹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绩，企图用行政命令和粗暴攻击的方法压服他人，以夺取名为无产阶级、实为他们一派的文学领导权。这种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立场出发，坚持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在当时却带有庸俗社会学倾向，使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从而忽视文学的特殊规律。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并严厉地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根据列宁起草的被大会所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被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这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左倾”错误思想在东方社会的文化历史上十分具有代表性。在未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国家里，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左派”幼稚病，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暴的主观心理。比起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徜徉在农民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的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其小资产阶级因贫苦受压迫而滋生的反抗性、狂热性、空想性和受挫折后的悲观性等“左倾”错误思潮更具有普遍性。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夸夸其谈”的乌托邦，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批判。

　　列宁一直强调政治文化的社会功能，建设与破坏并举，既要发挥它的相对独立性，在积极吸收以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建设俄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同时由于文化的历史惰性，应摧毁其旧有政治文化传统劣性，进行“长时间的搓打”。“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26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27在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俄国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因此，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就是确立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意识、政治修养的过程。

　　（二）消灭文盲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众所周知，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文盲，截止1920年底，俄国文盲率达70%，且大部分地区被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非常无知，既不懂得做生意，也不懂得自己权利的维护和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残守流言蜚语、谎话偏见，使政治无法实施。因此，消除文盲是政治文化教育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教会人民识字、会读、会写。列宁强调必须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限有的书刊，如报纸、宣传小册子，保证这些能真正落到人民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办公室。为了尽快其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7月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其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26日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在扫盲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一个有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普遍军训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常设会议。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和各省、县的特设委员会在筹建扫盲学校、培训师资、出版识字课本和教学计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到了1921年10月止，受到识字教育的人数达480万，红军中的文盲人数已降至5%（沙皇军队中的文盲达65%），海军则完全扫除了文盲。（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存在到1930年9月。）

　　（三）政治教育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政治教育是革命时期俄共（布）领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它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1920年11月3日，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教育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教育不能不问政治，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党和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他强调：“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28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建立一支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能贯彻党的精神的新的教育大军；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而且机构愈重要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列宁指出教育任务最重要的是战胜资本家思想上的反抗，“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29列宁是想用教育工人阶级的办法用做教育全体劳动者的手段，包括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具体指在与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来改变劳动人民。这体现了用无产阶级文化的先进性来引领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解放，用真话来揭穿资产阶级的欺骗，让广大群众自觉地投身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利用各种途径和载体加强政治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列宁强调要利用有限的资源，拓展政治文化教育的空间，在苏维埃刚刚建立的既定情况下，需要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因此，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使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要求，同时要撤销那些臃肿而形同虚设的部门和机构，以节省开支来充实培养“更多能阅读的人”。其次，要提高教师待遇和物质生活水平，“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30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来进行教育工作，坚持不懈地工作来振奋他们的精神和提高他们的工作修养。再次，政治文化教育要与实际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事实来开展理论宣传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918年9月，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强调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要求社会主义的报刊应当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议论。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做到：第一，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经由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同时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无须再浪费精力老生常谈，即使是针对经济问题，也不能停留在“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而是要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第二，深入生活，树立典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报应该发扬革命斗争的精神惩恶扬善，应该深入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中，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坏人坏事，进行报道、批评和抨击，能够“抓住”足够数量的坏典型揭露同干坏事的具体人和事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同时对于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也要深入地发现和挖掘，号召人民向他们学习。最后，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取消政治。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就是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今后最后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31

　　（四）通过合作社和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双轨”推动农民政治文化的市民化改革

　　列宁曾经将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提高到“文化革命”的高度，足见他对农民文化问题的忧虑和重视，所谓的文化革命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市民的文化本质的变革，向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市民过渡。由于农民的小生产自发势力的软弱性决定了要对农民落后的宗法制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简单地说教是起不到根本性作用的，必需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两者齐抓。在经济建设中对农民旧的思想、习惯、心理进行改造是其根本动力。但如何兼顾农民的经济利益，又能引导农民的思想走向社会主义呢？这是个重要的政治经济课题。既要坚持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又要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指出：“而这又正是主要之点。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以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32新经济政策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而合作社则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逐步实现农业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它将手工业、宗法式的小生产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无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农民在参加合作社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做文明商人的本领”，以此改变宗法制愚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推动文化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强人们之间的交往。如果说合作社是从经济利益的促动来推动农村之间人们的交往，那么加强城乡交往则是扩大文化交流更好方式。他把加强城乡文化联系视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列宁认为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整个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有决定的意义。根据霍多罗夫斯基提供的这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有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列宁兴奋地发现这是一个改进农民落后文化的好办法。他提出俄共（布）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苏维埃政权的优势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并给执政的工人阶级提出任务：一是要形成城市工人团体经常下农村的制度。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工人群众的政治素质较好。如果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许多以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经常下农村开展工作，则有利于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从加强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农村无产阶级）之间交往为突破口，再由农村雇工的思想行为“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村民习惯的改变。二是使城市一些党支部与农村的党支部之间建立“帮扶”关系，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在工厂工人中以党的、工会的、个人的等多种形式组成许多团体，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满足帮扶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

　　（五）发挥工会的共产主义学校教育作用，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

　　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习气，可以充分发挥工会的共产主义学校的教育作用进行教育和抵制。列宁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学校，它是联系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从各方面全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是工会最主要的任务。工会应发挥它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条件，善于适应群众的水平，又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决不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但是列宁也注意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的双重角色决定了它处境的矛盾，即工作上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工会既是劳动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最亲密的、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参加者，当国家强制与工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工会的处境就十分尴尬，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列宁认为不能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节代替罢工的法律。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并提出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佣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

　　（六）采取“清党”运动整治共产党内的奥勃洛摩夫等习气

　　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党的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工人，现在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了俄共（布），按其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暴的政治心理极大地影响了党内的工作作风。为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和加强队伍的战斗力，依照党章党规，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员的监督，俄共（布）进行了两次“清党”运动：第一次是1919年3月至10月，苏维埃正处于帝国主义和白卫军的包围之下，利用对党员重新登记、动员党员上战场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方式对党员进行考察；第二次是1921年8月至1922年3月，国内正实行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行动有所活跃，党内贪污腐化、官僚主义、拖拉之风、奥勃洛摩夫习气和机关混乱等情况十分严峻。列宁提出为了使党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并带领群众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就必须把脱离群众分子、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以及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而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重点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清党工作经过长期的和细致认真的准备。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就提出了要通过进行清党工作来改善国家政权机关，他说“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33并提出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进行，1921年6月2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即主要依靠非党工人和农民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这次清党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前夕结束。清党结果，共有159355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在开除出党和退党的人中，工人占20.4%，农民占44.8%，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占23.8%，其他占1%。这次清党活动对整顿党内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奥勃洛摩夫习气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高潮，对党内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加强队伍的纪律性，树立党员的先锋形象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经常性地对党内组织进行监督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很重要的措施。

　　（七）设立并改组工农检查院，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作斗争

　　为了加强国家机关监督和党内民主，打击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在工作中主要是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的意见。但是，由于工农检查院是隶属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导，而处于“被领导”的尴尬境况，由于苏维埃存在着党政不分，党对行政的干预太大，工农检查院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做到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监督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反而在这种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渲染”下，也日益官僚化。列宁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中感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34[1]P369。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和党内的民主监督，加强工农检查院的权威性，对其进行积极地改组成为俄共（布）加强执政建设的重要举措。1923年1月，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他主张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合并，扩大它们的权力、提高它们的威信，如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一定的人数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有权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而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文件。他还主张从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中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而缩减工农检查院的职员数，加强对人民委员的人才挑选。针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有分裂的危险，列宁主张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由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这样就扩大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范围和意见，可以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和稳定性，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央委员会所拟定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案，增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并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监察机构。

　　列宁也逐渐认识到党内的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之风不仅与前资本主义落后文化、农奴制文化有关，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的职责不明确、党对政府的干预过多。因此，他强调要实行党政分离。“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5

　　四、小结

　　从上述措施和思想可以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既坚持了布局的整体性，又突出了各群体阶层的独特性；既坚持了政治文化的理想性和方向性，又注重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除上述的措施外，列宁还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如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发展而进行，现代政治文化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支撑，必须传承俄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还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不能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同时，对资产阶级的专家和知识分子要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待，和资本家学做生意等。

　　在列宁“文化革命”的号召下，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发展十分繁荣。这个时期创造了新的知识分子，扩大了党的思想教育，塑造了共产主义的伦理和道德，追求先进的科学，甚至在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进行了革命，党内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列宁去世后，布哈林继承了它的“文化革命”思想，强调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号召克服工作中的“奥勃洛摩夫主义”，以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这种主要靠政治手段进行的“文化革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倾向，这种做法混淆了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界限，夸大了政治革命的作用。政治革命可以改变社会权力的主体，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归属，但是它却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不可能用它来消灭某种文化或产生与发展某种文化。文化革命只有在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唤起人民的革命热情来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才能达到实效。这种做法实际上与苏联过分地强调了政治的主导性模式有关，社会发展一切围绕“政治”而转，经济政治化，文化政治化，它把文化变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是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的图解，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宣传手段和工具。在这种政治主导的机制下又缺乏成熟的制度保障，单靠个人思想品行的完善是极其不稳定的，那种封建旧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搓打和改造，其历史的惰性很容易死灰复燃。苏联文化经过列宁执政的短暂的繁荣期后，斯大林因权力斗争，将以往自由的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窒息了文化的自由性，从此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成为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思想工具；在文化教育方面，苏共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教化作用，忽视和否定文化的继承性、兼容性和其功能的多样性。最终苏共“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政治教育在西方资产阶级势力的“演变”下土崩瓦解。当然，由于文化的长期性这个根本特性决定了要完成对俄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这需要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改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执政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七年，而且期间还经过了三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此在这么短的实践想要进行有效的文化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关于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注 释：

　　1 2 3 4 5 6 7 8 11 13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42、36、

　　368、367、176、178、367、355、379、310、374、366、366、376、167、171、176、345、179、350、369页。

　　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⑩《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12 14 17 19 20 35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219、74、329、348、336页。

　　15 3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22页。

　　1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8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