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下日本与三个国家存在领土纠纷， 其中在中日钓鱼岛问题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上都出现过搁置争议的提法。同样是搁置争议，日本的处理方法却截然不同， 日本一面承认在北方领土上的搁置争议，一面又不惜篡改历史档案以否认中日间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这种罔顾事实的极端功利主义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事实永远只有一个，罔顾事实的谎言使得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和北方领土问题上的陈述自相矛盾。从这一点入手，揭穿日本政府的谎言将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关键词]钓鱼岛 北方领土 搁置争议 《关于钓鱼岛的问答》

　　由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日本目前与三个国家存在领土纠纷，即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日俄之间的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及日韩之间的独岛/ 竹岛问题。但是日本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与在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和独岛/ 竹岛问题上承认与俄、韩两国存在领土争议不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但拒绝承认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还否认两国之前在此问题上所达成的一切共识。同为领土纠纷，日本为何表现出如此迥异的态度，这不由得使人疑窦丛生。人所共知，在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和钓鱼岛问题上都出现过搁置争议的表述。日本现在却只承认曾与苏联（俄罗斯）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并积极寻求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案，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存在，这就关上了中日两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大门。面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情况，对搁置争议政策的由来进行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在钓鱼岛及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由来及异同

　　搁置争议这个提法本身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承认争议的存在，二是将这种确实存在但又难以解决的争议封存起来。对于当事的双方而言，与其说这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毋宁说是保留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就钓鱼岛问题来说，搁置争议是由中方的主张发展而来。根据档案记载，1972 年7 月28 日，周总理在会见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最早提出了搁置争议的说法。由于1971 年12 月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竹入义胜主动提出了钓鱼岛的问题。“竹入称：‘无论从历史还是文献记载上看，钓鱼岛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周总理边笑边答道：‘竹入先生，我国就此问题也持同样立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方的基本立场也不容改变。’进而周总理又说：‘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双方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不如就此搁置，把问题留给后世贤能。’”

　　竹入带回的信息最终使得田中角荣首相下定了对华建交的决心。1972 年9 月27 日，在围绕中日建交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中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首次谈到了双方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在这次谈判中，搁置争议的提法仍然是由周总理代表中方首先提出的。

　　田中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回答说：“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坚持说：“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于是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做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看到中方没有深入追究这一问题，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再次强调：“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推移后再来谈。”于是，田中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上述谈话内容是根据中方的谈判记录整理而成的。与之相比，日方对此问题的记录却大幅度缩水。依照时任中国课长的桥本恕的回忆，在结束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谈后，周总理提出谈判就此结束。此时田中首相提出：“不，还有一个悬案。”并借机抛出了关于钓鱼岛的问题。周总理说：“涉及到此，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首脑会谈就会无休无止，所以这次还是先不要涉及，就此搁置吧。”田中则表示：“既然这样，那就以后再说”，会谈也就此结束。 在外务省公开的档案中，谈话的内容又被进一步简化。外务省档案表示如下：

　　田中首相说：贵方对于“尖阁列岛“态度如何？有很多人都向我提及此事。周总理说：这个问题现在谈没有好处。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才成了问题。没有石油的话，台湾、美国也都不会对此有什么说法。

　　结合双方的谈判记录，不难发现在大致意思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但与中方所保留的谈判记录相比，日方遗漏了“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以及“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等日本方面在此问题上的表态。这就人为地造成了一种错觉，即搁置争议是由中方提出的，日本并未对此做出表态。日本外务省在其发布的《关于钓鱼岛的问答》中，正是援引上述材料，并按此逻辑进行解读的。 针对日方的片面解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中国原驻日大使徐敦信先生就指出：“1972年9 月27 日，田中首相向周总理提及钓鱼岛问题的会谈记录并不长，白纸黑字，应该是留给后人的重要历史依据。中日双方各自记录的开头部分基本一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方记录的后半部分竟不翼而飞，断章取义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毫不诚信可言。” 在日本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日方对于当时谈判记录的篡改，横滨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先生在其《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何去何从》一书中更将矛头直指桥本恕，认为桥本正是篡改历史档案的黑手。

　　笔者认为，判断事实的依据，不能仅从历史档案出发，事情本身的后来走向也可以用来反证当时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结论。既然日方承认中国确实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且并未就此提出反对，而之后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在此问题上也确实相安无事，这实际上就表明了日本政府不仅默认了搁置争议的主张，并且也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中日关系的。

　　与钓鱼岛问题上由中国向日本提出搁置争议不同，在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要求是由日本自己主动提出的。1951 年日本通过旧金山和会重返国际外交舞台，然而由于苏联认为旧金山和会是“完全按照美英草案进行，参加国只享有签署权的会议” ，最终拒绝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之后，恢复日苏邦交就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主要课题，这不仅有外交方面的考量，还因为此时尚有数十万战俘滞留西伯利亚，日苏复交也就与日本的内政密切相关。毕竟战俘再加上牵涉到的家属已经数以百万计，这无论是对社会稳定还是选举来说都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日本在复交问题上的态度也一直较苏方更为主动。然而当双方代表松本俊一和马立克在伦敦最初接触时，领土争端就成为横亘在日苏两国之间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尽管马立克在1955 年8 月5日的谈判中表示：“如果别的问题都顺利解决，苏方可以考虑日本提出的把齿舞群岛、色丹岛让渡给日本的要求。” 然而松本从外务省收到的指示却是：“尽力确保齿舞群岛、色丹岛、择捉岛、国后岛的无条件归还，至于千岛群岛北部及库页岛南部等其他领土问题应通过国际会议做出最终解决。” 双方底线的巨大鸿沟使得谈判裹足不前，只能寄望通过更高级别的谈判来弥合这一分歧。1956 年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部长级会谈，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苏联提出了争议领土的最终解决方案，该方案称：“苏联基于日本的要求及日本国家利益，可以让渡齿舞群岛、色丹岛给日本……苏日两国将以根室海峡和野付海峡的中间线作为国界线，具体如附属地图所示。” 苏方的提案实际上意味着以归还齿舞、色丹两岛来为双方的领土纠纷画上句号。由于这与日本预设的“四岛归还”的底线相去甚远，日方谈判代表重光葵外相不得不就此致电回国请示鸠山一郎首相。经过内阁的讨论，鸠山在复电中指示：“内阁对苏方的提议一致反对，且可以预期，国内舆论对此也将强烈反弹。谨慎起见，暂时不宜同意苏方的提案，贵全权代表可立即赴伦敦待命。” 至此，双方围绕复交进行的谈判终于因领土问题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一郎一直把对苏复交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他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达成复交的目标，鸠山提出希望借鉴苏德在战后的“阿登纳方式”来处理日苏问题，即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先恢复邦交。也就是说，在日苏北方领土问题上，搁置争议的主张是由日本首相主动提出的。

　　1956 年10 月12 日，鸠山一郎抵达莫斯科就日苏两国复交问题进行最后的谈判。由于此时的鸠山已经身体欠佳，交涉实际是由其心腹河野一郎出面进行的。谈判伊始，河野就开诚布公地表示：“实际上，阻碍邦交恢复的唯一问题就是领土问题。”而在15 日的会谈中河野更清晰地向苏方谈判代表伊西科夫表明了日方的立场：“在东京也有敌视我们的势力存在，如果东京追究这边的问题时得到否定的答案，将使我们陷入困境。因此我希望能将领土问题中关于齿舞和色丹两岛的处置先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至于其他部分可以容后再议。”河野进一步保证：“只要美国尚未归还冲绳及小笠原群岛，我国就绝不提起国后和择捉两岛的问题。” 以在领土问题上搁置争议为前提，日苏双方最终于10 月19 日发表了《日苏共同宣言》，宣告：自本宣言生效之日起日苏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友好关系；日苏两国恢复邦交及领事关系。 其后，日本曾数次与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就领土问题举行谈判，但双方的分歧使得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然而从此后的事态进程看，日苏（俄）两国对领土问题的态度大致还是保持在当初搁置争议共识所构建的框架基础之上。日本也从未否认过与苏联（俄罗斯）之间存在领土纠纷和双方搁置争议共识的存在。

　　无论是中日间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还是日苏两国在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上选择搁置争议，其背景都有相似之处，即两国在当时还面临着建交这样一个更大的主题。正因领土问题意义重大，解决起来要面临很多的因素，为了尽早实现建交，双方不得不在领土问题上选择搁置争议以服从大局。尽管同样是搁置争议，但对日本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

　　首先，在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上搁置争议是由日方提出的，日本无法抵赖。而且作为搁置争议的提出方，维持这种提法本身也可以宣示日本在外交上的主动性。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则是由中方提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中方外交的一个成果。然而，由中方提出的建议来主导钓鱼岛争端问题恐怕是日方所不愿接受的，因此日方不惜篡改外交档案也要将事情的进程引入歧途。

　　其次是实际利益取向，这点对日本决策的影响恐怕更为重要。由于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苏联（俄罗斯）手中，而苏联的军事实力又是日本所无法企及的，唯一能解决领土纠纷的途径就是外交谈判。搁置争议的提法是把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和日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若日本不承认领土纠纷的存在，就等于自己斩断了这条纽带，宣告领土谈判的完结。因此日本愈是希望解决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就会愈加重视搁置争议的共识。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日本利用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间的对立，和美国私相授受盗取了钓鱼岛的管辖权，自1972 年起，钓鱼岛就被日本非法控制。作为钓鱼岛目前的实际控制方，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对日方是相对有利的，因此日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否认搁置争议的原则。近年来日本的态度却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与东亚格局的变化是分不开的。近年来中国的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深知自身对钓鱼岛主权要求站不住脚的日本，开始担心失物的原主人上门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日本才选择通过抹杀搁置争议的共识来消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性。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同样面对搁置争议的共识，日本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种迥异的态度也暴露出日本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极端功利主义的秉性，即无论面对何种情况，总是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种解释，即便这种解释完全与事实相背，它也要硬着头皮坚持。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使得日本在处理不同事务时很难坚守同一标准，日本在不同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已经成为常态。下面本文将结合日本外务省针对钓鱼岛和北方领土问题所公布的文件，来分析其话语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外务省涉钓文件的纰缪及其与北方领土文件的内在逻辑矛盾

　　目前已知的最早对钓鱼岛的文字记载来自15 世纪中国的一部航海书《顺风相送》，书中写道：“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 该书作为世界上最早对钓鱼岛的记载，足以据之断定钓鱼列岛最早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从而构成了国际法上所谓“原始权利”（inchoate title）。这目前已成为学界通识，而广为引用。诚然，文献在编纂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主观或客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历史学的考证过程中，为了避免单一材料的误导而应慎用“孤证”。因此在考证钓鱼岛主权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挖掘出明清两代出使琉球的官员的文字记录，并且还利用了当时所绘制的地图作为佐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534 年明朝出使琉球的使节陈侃在其《使琉球录》中的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船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上述记载清楚地表明了钓鱼岛虽然处在中琉边界，却明白无误是中国领土。而琉球水手在驶过达久米岛后才表现出还乡的喜悦，这清晰地说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疆域是当时中琉两国人民的共识，自古米山所在的久米岛起才开始进入古代琉球王国的疆域。1562 年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更将钓鱼列岛划入中国行政管制区域，根据国际法中海岸国家的主权是一种“管制”的定义，当时中国已对钓鱼列岛拥有主权。

　　上述的历史记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中清晰地反映出钓鱼岛自古以来即是中国领土的事实。然而面对如此明晰的历史证据，日本外务省却罔顾历史而提出质疑。在其发布的《关于钓鱼岛的问答》中，日本外务省提出：“中国方面以胡宗宪《筹海图编》（1561 年）中的《沿海山沙图》等地图为依据，主张钓鱼岛在明朝时已纳入中国海防范围。然而该书对于钓鱼岛如何纳入中国的海防却不甚了了，从地图的记载看也不能判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外务省从作为中方主张证据之一的《筹海图编》入手，大约是希望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却反而暴露了自身在历史方面的理论缺失。日方称《筹海图编》的作者为胡宗宪本身就存在一个张冠李戴的谬误。关于《筹海图编》的作者，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研究，“《筹海图编》在明代凡三刻，即嘉靖、隆庆和天启本……此书在康熙年间又重刻刊印了一次……嘉靖初刻本署郑若曾辑，至万历印本时改为胡宗宪辑议、郑若曾编次，天启刻本更将郑若曾名字删除，康熙刻本又改回郑若曾著。《筹海图编》著者署名的数次更改，完全是胡宗宪后人作伪的缘故。” 尽管全盘否定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著过程中贡献的观点可以商榷，也有学者提出“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 但是无可否认，学术界目前已经对《筹海图编》为郑若曾所作不持疑议。日本外务省将《筹海图编》作者记为胡宗宪，正是其对历史一知半解而片面使用史料情况的一个写照。

　　面对包括《筹海图编》在内的大量历史地图的证据，日本外务省还自以为是地提了一个问题：“到1800 年为止，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各国所绘制的地图中皆将钓鱼岛划入中国版图，中国政府以此提出领土主张，日本政府如何作答？” 接着，外务省自问自答称：“由于地图的作者和制作用途情况各异，因此仅以地图作为对领土主权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这一回答首先就有混淆视听的嫌疑。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钓鱼岛主权是有丰富史料支持的，中方的主张并非仅以地图作为依据，陈侃、郭汝霖、萧崇业、夏子阳等明代出使琉球的使者都在各自留下的《使琉球录》中对钓鱼岛有所提及，入清之后又有汪楫的《使琉球杂录》、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周煌的《琉球国志略》及至嘉庆年间李鼎元的《使琉球记》，钓鱼岛在中国史料中的记载一直连续不断。而这些文字上的记载与地图这种图像资料相互佐证，才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中国政府历来都以文字记载及地图资料所形成的整条证据链为依据，日方所谓“仅以地图作为对领土主权的依据”的说法本身就不值一驳。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历史地图在研判领土主权问题上的说服力，日方的态度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至少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就将历史地图作为了本国拥有领土主权的证据之一。依照同样由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我们的北方领土2012 版》所说，“我国比俄罗斯更早获知了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存在。我国于1644 年编纂了明确标有国后岛和择捉岛等岛屿地名的《正保御国图绘》，众多日本人开始向该地区航行。” 而早在1992 年由日本外务省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共同编著的《关于日俄两国间领土问题历史而共同制作的资料集》中更将《正保御国图绘》收为全书第一条史料，并作如下说明：“《正保御国图绘》是德川幕府在松前藩所提供的领地地图基础上所制作的正式地图。是记载国后岛、择捉岛、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 日方对于《正保御国图绘》这份历史地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尽管日方还在后面补充了“众多日本人开始向该地区航行”一句，申明日本自彼时起即在该地区活动，以作为形成主权的证据。但无论是航海记录还是历史地图的绘制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在钓鱼岛及周边海域航行，按照日方在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逻辑，已经可以得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领土”的结论。

　　况且单就历史地图而言，证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领土的不仅有中国的历史地图，很多中国学者也都指出了初版于1785 年由日本学者林子平所绘制的《三国通览图说》中《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已明确将钓鱼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受时代条件所限，当时人们绘制的地图的精确度当然不可能和今天借助高科技手段绘制的地图同日而语，但是对于国界的划分却是一个定性的指标而与精确度无关。面对历史的铁证，日本外务省却吹毛求疵地强调：“《三国通览图说》中台湾的面积被绘制为冲绳的三分之一，而实际上台湾面积却是冲绳的30 倍，因此《三国通览图说》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识为依据的。”[2]然而笔者却注意到，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被日本外务省奉为圭臬的《正保御国图绘》中，虾夷（现北海道）的面积仅为实际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桦太（库页岛）面积也不足实际面积的一半。既然《正保御国图绘》在精确度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谬误，依照《关于钓鱼岛的问答》的逻辑，日本基于该图而对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三、结语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民族性中潜藏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趋利避害本为人类的自然属性，日本所处的自然条件使得其对利益的追求尤为执着，以至于显现出了极端功利主义的倾向。为了现实的利益，有时日本甚至可以罔顾历史事实，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历史上，日本曾长期受惠于中国，然而当中国在近代屡败于西方列强之后，日本竟可以毅然决然地将已经融入自身血液中的中国文化弃之如敝履，转而学习西方，甚至在自身强大以后加入到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中。

　　扭曲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又进一步影响了现实中的日本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面对同样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日本也可以依据与自身的利害关系，展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嘴脸，甚至不惜篡改历史档案，故意误用历史文献。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只要能做到对本国有利，日本在外交中可以奉行两套，甚至多套标准。在钓鱼岛问题上，由于日方窃取了对岛屿的实际控制权，日本就罔顾历史，臆造实际控制权在领土问题中的优位作用。而对于目前尚处于俄方手中的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日本就转而搬出1644 年绘制的历史地图，强调解决领土问题需要以历史为依据。

　　笔者认为，日本的思维方式是极端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集合体。对于日本来说，历史比起作为承载民族记忆的传承者，更像胡适所形容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最终沦为服务现实的道具。所以日本无论是强调还是否认历史，其口中之言都并非真正的历史。也正因如此，在其外务省发布的关于钓鱼岛和南千岛群岛/ 北方四岛的两套不同文件中，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体系。而我们正可以抓住这一点对日本的种种不实之词加以揭穿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