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大众视线再一次聚焦于行为经济学领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采用实验方法,事实上,它在众多经济学领域早已得到广泛应用,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行为学转向”的趋势。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采用实验方法,因此行为经济学也常与实验经济学并称,这已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第二次把奖项颁发给这个领域的学者了。前几年所表彰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也都做一些实验研究。

　　行为经济学在众多经济学领域都已得到广泛应用,甚至引致一些领域出现“行为学转向”的趋势。尽管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众多荣誉,尽管各类顶级经济学报上发表了大量行为经济研究,尽管每次行为经济学的国际会议参会人数都爆棚,但是国际国内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争议从未停止。最近就有一例:朱富强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上撰文批评实验研究的博弈情境常与现实环境不一致,质疑实验经济学的意义。杜宁华则在《学术月刊》上撰文反驳,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角度重述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这表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没有成为学界基本共识。

　　本文主要介绍行为经济学对经济研究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不拟继续讨论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因为过去的很多讨论已进入哲学范畴,很难推进。而且很多行为经济学名家如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柯林·坎麦尔(Colin Camerer)等都在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反思,推动行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而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不仅需要方法论探讨,更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些新发现可能会反过来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由于行为金融学已成为独立学科、金融学的两大分支流派之一,已有不少教科书做过介绍,本文也不再赘述。

　　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

　　在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学重新成为经济学中的显学,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行为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希望通过制定发展政策,帮助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甚至赶超发达国家。诺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过,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因为再没有什么问题像发展问题那么重要和有趣。

　　但在现实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很快陷入停滞,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发展理论的失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并未像很多学者预期的那样减小,反而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很多发展理论被证伪和抛弃;第二是发展实践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还与营养、家庭、教育、健康、制度等诸多因素相联系,错综复杂。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又极大,很难一概而论;第三是贫困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即使经济学家搁置其他因素,仅仅关注收入提高,准确的数据收集和政策评估等工作也绝非易事。

　　最终,有一部分学者用经济增长理论取代发展经济学,把它关注的目标缩窄到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维度,终于融入了宏观经济学。而以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学者,则把发展经济学引向伦理学,试图探讨最底层的人群除了免于饥饿之外,应该获得哪些基础的福利保障,未来才有“发展”的可能。这两个方向中,前者过于宏观,后者过于微观,都很难对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指导。

　　就在2000年前后,发展经济学出现一丝转机,一些学者带着新工具进入这个领域,其中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贝纳吉(Abhijit Banerjee)、杜弗罗(Esther Duflo)、耶鲁的卡尔兰(Dean Karlan)等等,他们带来的新工具就是行为经济学。

　　过去发展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是,“外部援助是否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知道,自二战后,世界银行源源不断向非洲各国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笔天文数字。但讽刺的是,这笔援助是否真正帮助到那些非洲国家,我们对此所知甚少。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这些国际援助几乎无效,甚至常常落入独裁者之手,反而加剧了非洲的贫困。贝纳吉等人没有直接回应伊斯特利,而采用实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先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国际援助的实际效果,然后再做判断。

　　例如,过去有很多学者都曾建议给发展中国家捐赠电脑,让贫困村民们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了解外部世界,开拓视野,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一些负责实践的NGO很快就发现一些具体问题。非洲村里大半的村民都没见过电脑,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所以有些村子拿到电脑就转手卖了,换成现金分给大家,至少能直接改善大家的生活。有的NGO就与村子签署协议,一年后要回村子检查,如果发现村里把电脑卖了,就要实施罚款。于是,一些村子把电脑锁在仓库里,一年以后也许机器都已损坏了。这些扶贫中的操作问题极为困难,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最后一公里”难题。

　　贝纳吉等主张用各种行为经济学手段来评估发展政策的后果。有的人提议,NGO可以先对村里的妇女进行免费电脑培训,她们会慢慢把电脑技能带入家庭;又有人提议,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激励机制,给学会电脑的人一些补贴,促使他们主动拥抱新科技;还有人建议,在村里大家往来最频繁的社区中心安装电脑,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所有这些建议都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贝纳吉等用“随机控制实验”一项一项检查这些设定,希望最终甄别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泰勒提出的“助推”如出一辙。所谓助推,是指个人面临决策时,利用现有环境对个人轻轻一推,有效使得个人向着政府所预期的、对全社会福利有利的方向进行决策。助推并不是强制法律,也不是金钱利诱,而是在深谙个人非理性行为模式的前提下,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小花招。穷人由于经济、思维、健康等方面的局限,特别需要这种助推。

　　诺奖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尝试用小额贷款帮助穷人脱贫,取得了成功。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尝试研究,将小额贷款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帮助脱贫,但效果并不显著。例如有些地方,妇女对NGO说,“我绝不会借小额贷款,因为我不管借多少,回家都会被我酗酒的丈夫搜出来拿去喝酒”;另一些地方,有些人表示,“我们不知道借了小额贷款如何去赚钱。大家看到村里有一家炸鸡店赚钱,于是都借钱去开炸鸡店,最后全都倒闭了”。所以,贝纳吉等的研究表明,发展经济学家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穷人的行为模式,运用行为经济学和田野实验来检验扶贫政策的效果,最终才可能找到适用的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