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50余位学者参会。与会学者针对国内主要特大城市在社会治理中遇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围绕特大城市的多元治理趋势、区域人居环境、社会参与制度建设、社会融入制度建设等问题展开跨地区、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研究，共同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以及社会治理问题，展望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

　　社会治理应把握社会需求

　　华中科技大学雷洪认为，社会需求决定社会治理方向和内容，社会治理是对一定社会结构的有序、有效安排，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模式须与社会结构吻合；社会结构的转变决定了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而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首先是社会管理认识、观念的转变。中山大学周大鸣认为我国城市治理需进行三个转变：一是治理理念的转变，从单一、静态的理念向多元、动态和文化多元方向转变。二是制度上的改变，探讨如何保证让更多人参与社会治理。三是在实践层面，建立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模式。南开大学关信平探讨了特大城市中非户籍人口的服务与管理问题，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政策有一定矛盾之处，即地方政府希望将外来人口纳入平等服务的范畴，但户籍制度又严格限制了外来人口的融入，且近些年有关特大城市的政策又强化了户籍制度。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行动方向为：取消差别性管理和服务，发挥市场调节机制。

　　城镇均衡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

　　吉林日报社邴正指出，我国人口过度集中主要是由于未能实现小城镇化，因此应注重城乡统筹。我国城镇化始终没有摆脱集中化发展，土地城镇化扩张建设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这加剧了农村用地和城镇用地的矛盾，农村用地矛盾突出。此外，城镇化结构不合理，东密西疏，差距愈发加剧，沿海省份尤为突出，因此城市结构就出现了城市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武汉大学周长城认为，要做到城镇一体化，首先要做到城市发展的均衡化。一味按照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只会遇到更大障碍。应加强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国家的过度管理，解决基础群体的民生问题则是社会治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