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面临会遭到背叛的风险时，他们大脑中的负面情绪就会显著增加，并且表现出试图规避这种风险的倾向。

　　《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答到“民无信不立”。虽然这里说的是国家需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才能长治久安，但后来这句话也被扩展到“人无信不立”，即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便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人类是社会群居动物这个天然属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必要的信任，才能相互合作获得合作剩余，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发展出灿烂的人类文明。但是这种带来合作的信任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诚信在背叛面前往往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这样描述由背叛带来的特殊成本：“我们必须不信任彼此，这是我们应对背叛的唯一防范方法。”

　　在前工业社会里，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没有高度发展的通讯手段，更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虚拟网络。在那些“鸿雁传书”的年代里，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往往都待在自己的出生地。“熟人社会”中的个人名誉、民俗乡规、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等约束能够非常有效地规避背叛的风险。而选择背叛的人将会遭受到巨大损失，如受到社会惩罚。最严酷的惩罚不是体罚，而是驱逐（一种在原始社会就广泛存在的惩罚方式），这大大增加那些选择背叛的人的风险。驱逐就意味着死亡，正如我们孤身来到毫无人烟的荒野之地能够体会到的那种孤苦无助的深深绝望。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在这个另类的邻里之间都可能“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网络时代，各种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前提是我们不得不信任陌生人。虽然现代社会发展出了声誉代偿机制如有合同契约、资产担保等约束双方的行为，有法院进行判决，有监狱进行惩罚，但仍然无法完全解决欺骗和背叛的问题。如果人类总是趋利避害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是否已经进化出了一种背叛规避来减少这种风险呢？这种背叛规避是否有着特殊的神经生理学基础？

　　人们普遍存在背叛规避

　　实验经济学似乎可以给出部分答案。当然在实验经济学中所讲的信任和背叛概念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简化，并不完全等同。信任指的是针对陌生人的没有承诺的一种纯粹的信任，而背叛也是在自己没有任何承诺的前提下做出的对己有利的行为（当然这会减少对方的收益）。2004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艾丽斯·博纳特（Iris Bonhet）在其行为实验中就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背叛规避来减少被人欺骗的风险。实验中的信任博弈简述如下：作为信任者的被试首先选择信任对方或者不信任对方。如果选择不信任对方，那么该实验结束，双方各得到10的报酬。如果选择信任对方，则由对方（被信任者）进行选择。被信任者如果选择合作，则双方获得15的报酬；如果被信任者选择背叛，则信任者获得8，而选择背叛的被信任者可以获得22的报酬。另外一个自然实验则和信任博弈实验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信任者此时选择相信的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选择是否进行一个有着固定概率的赌博。在博纳特的实验中，设计了一个最低可接受概率作为变量，即实验员会询问作为信任者的被试，当他对面的可信任者有着多少概率的可能性会选择合作时，他才会选择信任。这些被试需要输入他们愿意信任对方的最低的概率MAP（minimum accepted probability）。而在自然实验中，类似的，博纳特也要求作为信任者的被试输入一个他们愿意选择信任电脑的最低的可以获得15的概率。结果发现自然实验中的MAP值要显著小于信任博弈中的MAP值，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普遍存在着背叛规避，宁愿相信电脑也不愿相信人。她将这种背叛规避解释为：如果人们在风险投资实验（类似于博彩的实验）中失败，只会觉得是自己运气太差而已；如果人们在信任博弈中选择信任对方而遭受了损失，就有非常强烈的被人所背叛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让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