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荣祖，台北“中央”大学历史讲座教授。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于短期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国防与科技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成就与进展，俨然已经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展望新时代中国学术的未来，自然科学迎头赶上西方，指日可待；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仍然遥遥跟随西方，未能自主。原因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客体”(objectivity)，无论声光化电，不会有文化与价值判断，有其相当“普世的”(universal)认知，不因地区或文化之异而有差别，也就不太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所说，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在环球为家，因为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理性社会之国被传授到另一个理性社会之国。(1)

　　其实早在17、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就已出版了名著《新科学》(Scienza nuova；New Science，1725)，将“心界”(world of minds)与“天界”(world of nature)，或“外知识”(outer knowledge)与“内知识”(inner knowledge)做了区别。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2)他提升了心智之学，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心智之学虽也有其“客体”，如历史事实，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subjectivity)。换言之，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性。所以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内所谓的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同一史实，但有不同的观点、解释与意义，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人文学科对外界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见于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才是客观。然则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不能不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自20世纪之初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极其昌盛，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对科学盲目崇拜，形成不太理性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学也力求科学化，如英国史家贝雷(John B.Bury，1861—1927)所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no less and no more)(3)，但是贝氏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现，毅然放弃旧说。(4)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历史学者终知史学不可能，也无必要比拟自然科学。

　　回看来时路，当西潮初来时，国人痛科技之落后，犹以累积的文史之学自豪。然时至今日，科技日益发达，有迎头赶上之势；而文史与社会学科仍瞠乎其后。盖因科技普世，不因不同文化而异，故可追赶，甚至青出于蓝；文史之学有其文化之根，根断则如浮萍，漂泊无归，唯有俯从，何来并肩，遑论超越?

　　西学东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学东来，西学的资源最早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本。这批书除了宗教与史地外，绝大部分属于数理工程等自然科学书籍。康有为阅读这批书甚多，受到影响很大，遂将心智之学与物质之学混为一谈，误以为实证的科学之知，可以解答抽象的哲学问题，认为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运用到政治、伦理、玄学等领域，人文现象也都有公理法则可循。他惊羡科学思维的严密，相信数学乃最完备的知识，因而欲用几何公理来论断人类平等、人伦关系、礼仪刑罚、教事与治事。⑤因此康有为以科学原则为“实理公法”，应用到人事，诠释人文思想，导致“知识论上的偏见”与文化一元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公理”，历史只有世界史，各国历史的不同，乃发展阶段的不同。所以康有为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多认为文明乃人类公共之理，此一元论文化观点来自西方科学思维，对人类前途满怀乐观，展望世界大同之将至。

　　康有为下一代的学者渐能直接阅读西书，但对科学的崇拜有增无减。“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以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D.W.Kwok)教授，曾有专书论述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指出中国由于科技落后，对科学热情十分高涨，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都非科学家，但都相信科学万能，视为现代价值的全部，也因而反对宗教、民间信仰以及传统价值，最后形成“物质一元论”(materialistic monism)。郭教授认为科学主义经过“五四”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后更为严重，就是一意崇拜科学，影响虽大，但并无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更模糊了维柯所谓心智之学的本质，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具有普世价值。⑥自然科学的认知，不涉及个人因素的思考，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然而心智之学不可能是“普世的”，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会有不同，因其不同，故有“主体性”。换言之，不辨心智之学之异，不明主体性，便无话语权。

　　史学的西化

　　回顾百年以来，中国史学刻意追求西方现代史学，最初梁启超仰慕西方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主张“国民的历史”来否定旧史为“帝王家谱”。此后国人套用西方一元论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以论带史，甚至曲解旧史。傅斯年留学英国于归国途中，即致书顾颉刚，以“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⑦相勉。傅氏欲将历史地质学化、生物学化，即由此而来。傅氏归国后，极力推行史学之科学化，结果史学的科学化不成，将史学沦为史料学。然而在追随西风之下，传统史学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或是史学史里没有生命的遗迹。所以在三十余年内，“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变化”⑧。所谓“全方位的变化”者，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倾斜，在西洋史学的影响之下，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而进入“现代”。

　　西洋史学继16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开始“现代化”。史学在西方的现代化导致学院治史，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史学工作者得以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职业，奠定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制度。故现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备有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使历史研究人才与文献资料能够集中，而不再为政教服务，或不再沦为贵族的余兴。学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由专人负责，历史写作成为信实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教训式、空谈式或纯描绘的叙事。学院化与专业化之后，历史学被认为是严密而精致的学问，随着现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之要求，逐步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乃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⑨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三化”，自有其强大的吸引力。中国闻风响应可以理解，然不免与传统切割，有了断层。梁启超首先批判中华帝国史为“帝王家谱”，以演化论批判传统史观之停滞不前，自称要搞史学革命，亟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⑩，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合理性”破坏甚大。(11)所以梁氏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变法维新”，而是一场史学革命。他严厉谴责传统史学，几乎将之全盘否定。持此论者除梁氏之外，大有人在，如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马叙伦也说：“中人而有志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汪荣宝则欲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未来“新史学之先河”。曾鲲化更要“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代之以“进化的历史”。1904年问世的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意在“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12)然则梁文夏书所示者，明明是弃旧纳新，看不到从传统演变到现代的轨迹。

　　早在20世纪初，西洋学制开始在中国推广。民国元年政府明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已完全仿效西方学制，历史也成为西式的学科，传统史学被视为陈旧落伍而渐遭鄙弃。民国以后的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经学与史学分途，史学成为自立门户的学门，并在大学里建立专业的学门。北大首先建立“史学门”，无论在教学与研究上，与传统学风渐行渐远。(13)自此，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遂与得现代风气之先的西洋现代史学相随不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现代史学更日趋西化，唯西法是从。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易名为史学系，正式与西方历史教育制度接轨，开拓西洋史课程，并渐以讲授西洋史的方法来讲授中国史。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14)。何炳松于1917年自美留学归国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创办《史地学刊》，大力提倡美国的“新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则于“五四”之后创办《史地学报》，也成为宣传和译介西方现代史学的重镇。北京、南京之外，其他各地的新式学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