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社会学研究的五大热点

　　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被统计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当然,还有一种统计,叫作时点人口的城镇化。这几种做法,都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通过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而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是以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而推进的城镇化;而时点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在某一具体时点,统计居住或工作在城市(镇)的人口而了解其动态变迁意义的城镇化。所以,在现实意义上,最后一种城镇化,因不具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配置意义而难以使用。

　　因此,深受“户籍”与“常住”的影响,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是通过赋予农民工以城市户籍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将农民工直接转变为城市市民;二是通过常住人口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因为有些城市固有一种地方保护主义思路,才在需要农民工时,稍许开放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在不需要农民工时,则策略性收紧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所以,中央政府才通过各种文件促使地方政府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效果难以评估,才选择以“入户”的方式推动城镇化。借此制度设计,即使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需要在区别城市中心区与开发区的情况下加大户籍开放力度。

　　有研究发现,在以“入户”为“抓手”的城镇化中,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看似“开放”但实则封闭的“选择性”措施,将“积分”作为“转户”的指标,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形成城镇化屏障,只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而难以将农民工看作市民。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才力赞2016年的户籍改革方案:一方面设计了时间表,即在2020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到45%;另外一方面设计了目标人群,将户籍化城镇化的瞄准人群集聚到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军转人员、已经到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以及90后农民工这四个人群。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将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45%,将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60%。这个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业户口人口进城之后,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新的城镇内部的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加强社会的制度性整合,防止社会的裂变。虽然这种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风险,但在当前不失为一种务实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