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盛唐时代，经济欣欣向荣，文化清新灿烂，国威震撼四方。首都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繁华交流中心。

　　一、外国使臣往来络绎不绝

　　长安，这个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都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林、天竺，也都流传颂着长安的盛况。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吸引着各国精英汇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亚洲、非洲、欧洲诸国，都不断有使臣来往，长安城外国使者之多，为前代所未有。西方诸国———建国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康国、史国、曹国、支国、石国等自唐初至开元间，屡有使者来长安。唐太宗时，康国献金桃银桃、植于苑囿。开元时，康国、史国又遣使献纳胡旋舞女。大食遣使来唐，进马匹方物。使者谒见，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许。波斯国也在贞观年间与唐通使，“献活褥（同蛇）”，能入穴取鼠。开元天宝间，前后遣使来唐十余次，带来波斯的方物。当时沟通东西方商业来往的东罗马（拜占庭），唐代史书上称为拂林。据《旧唐书》记，自贞观至开元，拂林国前后五次遣使来唐。

　　东亚诸国——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国，贞观十五年，遣使来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答书慰问，此后不断有使者来到长安。开元间，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来唐“朝献”。泥婆罗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来唐，带来菠绫菜、浑提葱。立国于东南亚的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今吉兰丹）诸国，也屡有使者来到长安，并且带来本国的物产和文化。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即有使臣来长安。新罗统一半岛后，派遣来唐的使者，络绎不绝。北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一万五千里。

　　贞观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佘志来长安，唐太宗封佘志为骑都尉。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礼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或送还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称“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后有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浩大，号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天宝乱后，唐朝对入京人数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长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说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唐朝廷广泛吸收充当文武官，为唐朝统治者服务。不仅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民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每有在长安供职的官员，而且亚洲许多国家的个别人员，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各国人，也有不少旅居长安，接受唐朝的职事。其中一些人世代留住长安，与士人相往还，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