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女性性别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既需要在对话中深刻反省自身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本土经验的基础上，清理对于西方理论的误植与误用。

　　对于中国的女性/性别研究，始终有不同的争论和反思。应该说，这些争论和反思对于推进学科发展是很必要的。不过，一些反思性文章提出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局限性，其实是以西方为标准的。我们除了要思考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所独有的，还是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局限，也必须认识到，所谓“西方的女性理论”也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同样是五花八门，其内涵、边界和生成机制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具有多元、开放性，是个不断反思、扬弃和更新的理论场域。

　　因此，这些反思和批评是否到位，需要更加细致地辨析。例如，有的文章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立足点，认为我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中存在强化男女二元性别而对多元性别关注不够、对性与身体等议题关注不够、分析中过分强化性别政治等局限性。这样的反思需要我们回答，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乃至西方女性/性别研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位置这一问题。

　　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构女性主体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遇、结合的产物，主张以多元和复杂建构的社会身份概念，替代统一的妇女和女性的性别身份概念，将性别视为其他许多类别中的一种，同时也关注阶级、种族、年龄以及性倾向等问题。可以说，它是一种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性的理论主张。

　　研究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因坚持否定所有宏大叙述、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否定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在差异中追求平等等理论观点，对女性主义产生巨大吸引力，是对传统女性主义局限的超越，为女性在实践上合法终结现代父权社会的旧传统，创造出一片新的活动空间。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一出现，就为渴求西方理论指导的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关注。早在10多年前，就有学者介绍人的七种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的学者也广为学界和大众所知。有学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可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启示，也有研究者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具体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