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开始，G20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同时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显著标志。G20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彰显了各成员国努力尝试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推动世界经济新增长的共同愿望。 

　　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速放缓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压下，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陷入持续性停滞，发展中经济体也被迅速卷入危机中。为提振本国经济，各国普遍利用各类措施保护贸易和就业、刺激投资等。

　　第一，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测算，从1995年至2007年，全球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8.75%，2008—2015年仅为0.34%。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11.5%和2.24%，发达经济体则分别为7.14%和-0.75%。很显然，发达经济体贸易下降加速了全球贸易的下滑趋势。

　　除了经济萧条导致进口萎缩外，各国借以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而高筑的各类新型的保护贸易壁垒，也使得危机冲击下增长乏力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历时5年完成修订的最新版非关税措施（NTMs）的分类标准。新的分类标准包括两大类、16章，共140多种具体措施，涵盖技术性措施（如卫生及环保措施）、传统的商业政策工具（如配额、价格控制、出口限制措施）和其他边界内措施（如竞争、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政府采购或分销限制）。这一标准相比1994年贸易控制措施编码系统（TCMCS）所涉及的措施种类大约超出40%。这是新贸易保护措施强化、细化、复杂化最有力的证据，也为各国实施“自利性”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纷繁复杂的借口。另外，根据WITS统计，2008—2015年，G20成员共使用各类NTMs 782次，其中，发展中成员使用462次，发达成员使用320次。事实证明，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策略在招致贸易伙伴“以牙还牙”式报复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内部的就业和增长等核心问题。

　　第二，购债降息等宽松政策并没有刺激投资增长。2008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降息已超过670次，在购债降息的刺激下，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有效投资不足、整体复苏乏力的困局，且面临流动性泛滥的风险。2008—2015年，全球FDI流入规模年增速仅为2.4%，2008、2009、2012及2014年的年降幅均高达10%以上。2015年，FDI流入增速虽然高达38%，似有强势回归之势，但如果扣除72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这一最主要拉动因素，增速仅为15%。FDI投资回报率从2014年的6.7%跌至2015年的6%；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速为2.5%，其中G20发达经济体成员增速为0.27%，仅为危机前2000—2007年均水平的1/10。危机后G20的年均失业率增加0.79%，其中发达经济体增加2.27%，发展中经济体虽有所下降（-0.68%），但依旧难改颓势。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脆弱、消费需求萎缩、投资者对政策的不确定、地缘政治风险提高等因素共同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困局。2015年，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中，85%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15%涉及限制性或管制措施。这一方面体现了各国在多个层面强化可持续的国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各经济体仍存在较多人为设置的投资壁垒。远期来看，相互之间存在较大提升合作的空间。2015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信息技术协定》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这是世贸组织自1996年以来首次通过的重大减免关税协议，在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显得意义非凡，但又充满不确定性。以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有意实施小范围区内高度开放、区外严格保护的双重标准，显然与WTO力主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导向相悖，势必对区域间贸易增长造成重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