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在朱熹思想中，较之其性理之学，居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朱熹的实理观及其《四书》学来讨论。笔者拟以朱熹对《四书》的经典诠释为中心，讨论朱熹的实理观及其与礼的关系。

　　“理之实”与“实乎此理之实”

　　针对朱熹提出的“实理”说，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朱熹之前的理学已经有了“理”、“天理”等概念，他为何还要提出“实理”？这涉及当时的思想状况。“理”、“天理”的提出本是为了面对佛老的冲击，但在当时的思想状况下，单凭“理”这一概念已使儒家很难区别于佛老，因此需要对“理”这一外延太大的概念作更具体的规定。“实理”之“实”所指向的是“天理”、“理”原本具有，但后来又被虚化的具体的彝伦价值规定。“理”必是“实”的，“实理”较之单纯的“理”能更明确地辟佛老之“虚理”。“实理”之“实”是相对于虚、空、无，虽然“实理”的核心内含与“理”、“天理”是一样的，但对“实”的强调确实至关重要，不然则会再一次陷于佛老之中。所以，朱熹之“实理”既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的彝伦之“实”，同时又以“实”来区分儒家与佛老。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提出“实理”除了是想以此作为儒与佛老之辨的标准外，同时也是为了应对道学内部因为高妙而无下学的弊病。朱熹批评程颐诸门人“下稍皆入禅学”，其中缘由在于程颐当时说得“高”，所以他们只见上一截，而少下面的“着实工夫”。

　　朱熹以“实理”来诠释《中庸》全篇结构。“实理”观中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作为名词的“理之实”与作为动词的“实乎此理之实”。“此理之实”表达的是天道、本然、本体的形而上依据，“实乎此理之实”表达的则是对人道、应然之价值的践履。“实理”两个面向的统一，意味着实理贯通天人。

　　朱熹将《中庸》全篇之“实”区分为“实理”与“实心”。“实理”是对应于“天”而言，“实心”则是对应于“人”而言。朱熹批评程伊川门人之说“大抵皆知诚之在天为实理，而不知其在人为实心，是以为说太高”。其中的原因在于“实心”原本说的也是“实之”，“实理”除非用于圣人身上，否则只能是说“理之实”，在人身上则要讲“人之实”、“心之实”，“实心”也就是“实乎此实理”。朱熹之论“理”与“心”，和其他人的差别处，不仅在于他讲“实理”，而且在于他将“心”讲作“实心”，而一字之差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一般地讲“心”很容易落于玄虚、内在，而朱熹之言“实心”与“实乎实理”是一致的，所以是合内外、精粗于一的实行的工夫。

　　朱熹批评“以理易礼”说

　　“实理”的再具体化，则为“礼”。朱熹在对《论语》“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中，批评了程颐门人“以理易礼”说。一部理学史其实就是不断克服问题的曲折历程，而如何克服高妙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就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以理易礼”说一方面只讲理而不讲礼，另一方面主张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

　　朱熹认为，对“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之礼的危险性的分析必须精细、切实，不然就可能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他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朱熹指出“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复礼”是比“克己”更精的细密工夫，而佛老能克己而不能复礼，空荡无归着处。由此，“礼”与“实理”一同成为儒佛之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