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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
2014年12月01日 16:37 来源:《史学集刊》2014年4期第3~9,28页 作者:刘正寅 字号

内容摘要:1593)努尔哈赤击破以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的进攻,之后相继灭哈达、辉发、乌拉,并逐步征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被明称为“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诸部,“悉收其散处之民。八旗制度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女真人及归顺的蒙古人、汉人统一编制起来,纳入由牛录组成的旗(固山)军事行政单位,将所属全部人员编入旗(固山)下牛录,突破了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加强了这一军政制度下的人们的集体归属感。不仅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早已进为华夏,就连清朝大一统王朝中的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也已不是夷狄,而是与汉人同为华夏:“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

关键词:女真;努尔哈赤;实录;蒙古;民族;政权;满洲;天命;统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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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清朝兴起于东北,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入关代明,发展成为统有全国的大一统王朝。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分四个阶段论述了从努尔哈赤建国到乾隆时期近二百年间清统治者的民族观及其嬗变。 

  【关键词】清朝;民族观;大一统 

  清起于东北,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方面都有其特点;入关代明后,统一全国,建立起以满族统治者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随着政权的发展和统治疆域的扩大,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民族问题不断发展变化,其民族观也相应改变,表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建立清朝的满族,其先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肃慎。战国以后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五代、辽、金时的女真,都与满族有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满族在明代被称为女真,但他们并非金朝时期被编为猛安谋克的女真人后裔。那些作为金朝统治民族的女真人随着金朝建国而南迁,长期杂居汉地,渐已汉化,融入汉族中。而满族“并不是指留住在华北与辽河平原的已经失去原有特点的这一部分女真人,它所指的是远处在东北边境上‘却又向前发展’起来的另一部分女真人”。①在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山林地带还存着一些属于女真族系的原始部族,至明,被泛称为女真。明代女真大致依居住地分为三大部分:居于牡丹江、长白山一带的女真各部属明朝建州卫,称为建州女真;居于松花江一带的部落,称为“海西女真”;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中下游到库页岛等地,分布着更为原始的部落,被泛称为“野人女真”。明朝在东北建立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为卫所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职,使统领各部民众。女真诸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②处于分裂割据、混战不休的状态。 

  16世纪后期,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努尔哈赤祖上世代为建州左卫首领,其祖、父分别担任左卫都指挥使、指挥使。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人为明军误杀。努尔哈赤将此归罪于受到明朝支持的女真别部首领尼堪外兰,遂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复仇,攻破尼堪外兰,并乘胜降服他部,开始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努尔哈赤采取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以五年的征战,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击破以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的进攻,之后相继灭哈达、辉发、乌拉,并逐步征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被明称为“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诸部,“悉收其散处之民;其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③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基本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东自海,西至明辽东界,北自蒙古科心沁之嫩乌喇江,南暨朝鲜国境,凡语音相同之国,俱征讨徕服而统一之”。④ 

  当时这些女真部落已具有明显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首先反映在对共同语言的体认上。叶赫部首领即曾表示:“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⑤这里的“总一国”,满文作“说一种语言底人众”(emu gisungge gurun)。⑥后来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女真诸部后祭告天地时也说:“将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⑦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被明朝和朝鲜称为“女真”或被蒙古称为“主儿扯惕”(jürched)的部落,当时的自我称谓是诸申(jushen),“虽然学者们对如何演化出‘所属部众’、‘满洲奴才’等派生词义的具体见解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它本来是用以指称区别于汉人和蒙古人的辽东女真语各部的总名”。⑧ 

  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进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⑨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等多项职能。八旗制度源于女真各部旧有的牛录,“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额真,汉语主也)”。⑩努尔哈赤对牛录进行改革,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分别设立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统辖所属的人员。每固山(旗)下所属人员除编入牛录从事生产和作战的丁壮之外,还包含不在牛录编制的家属。固山以不同颜色的旗帜相区别,组成黄、白、蓝、红四旗。随着对各部不断兼并和所属人员扩大,在原来四旗之外又增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八旗制度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女真人及归顺的蒙古人、汉人统一编制起来,纳入由牛录组成的旗(固山)军事行政单位,将所属全部人员编入旗(固山)下牛录,突破了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加强了这一军政制度下的人们的集体归属感。 

  努尔哈赤“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11)逐渐建立起统治制度。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取得了对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诸部战争的胜利后,努尔哈赤遂建金国政权(史称后金),加号天授(命)覆育诸国(部)英明汗,(12)以天命纪年。随着女真诸部的统一与八旗制度等政权形式的建立,原先的部落认同迅速走向瓦解,“整个女真语的人们共同体如今趋向于在诸申的名义之下发展其集体身份的归属意识”。(13)而以金为国号,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统治者显然是为了接续12—13世纪的金朝,(14)以此抬高自身政权的政治地位,壮大与外部政权抗争的声威,这在客观上也加剧了该政权下人们的认同感。 

 

    【作者简介】刘正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史、内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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