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是一项贯通中西、跨越世纪的伟大工程，通过摘编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以及商务人的讲述，可以还原部分历史细节，从字里行间体会他们对于这份事业的执着与热爱。正如老一辈所说，商务的财富很多，要花力气发掘，也要有所作为。

　　“抢购的群众挤破了柜台”

　　林尔蔚　(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我是1950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时不到18岁。先是在工厂做工人，然后调到人事科管劳动工资，接着是办事处。解放以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1957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任务是“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同年4月，陈翰伯从中宣部来到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编辑，他曾风趣地称第一项任务是“洋务”，商务就是搞洋务。我也是在那一年离开上海的办事处到了北京，在人事科负责搞“审干”。原来说让我做陈翰伯的秘书，后来没有正式宣布。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馆址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包括以前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书局、版本图书馆都在那个地方办公，叫做“十号大院”。

　　1963年，陈翰伯主持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到1966年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500多种。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西方名著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陈翰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方面，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一定的口径，在出版时增附前言、导言，有的还用“内部发行”的方式。比如《麦克米伦回忆录》，按例也加上了这样的导言，后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要把这本中文版的传记作为礼品赠送，为此馆里专门做了一本删去导言的定制本。1959年出版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配合当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而出。这本书后经过重新翻译，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些名著请的是“靠边”的“右派”学者翻译，出版时不能署真名，只好用笔名。马元德先生翻译的《西方哲学史》，起初用别的名字代替，等到重印时才改了回来。

　　1979年底，当时有人让我留在文化部、出版局，我说不去。后来陈原找我，说你还是回商务印书馆吧，我就回去了。1980年元旦过了以后，我回到了商务，当总编室主任。过了一段时间，我当了个副总编(1981年至1982年)。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最早是三联书店一个很大的规划，陈翰伯来了重新整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即1958年至1962年翻译的名著)，经过广泛走访、调查研究，从原来的大规划中遴选，编制了一个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十年规划(1962—1972)》草案，并在学术界广为传阅。一方面请专家学者就书目得当与否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继续“认译”，或推荐翻译人选。书目有一千多种，分为哲学、经济、社会主义学派、政治学、法学、语言、历史、地理等九类。后来小平同志提出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对出版业来说，“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在“文革”中停工的汉译学术名著拿出来出版，“改革开放”就是反对闭关自守，要出外国书，更要出外国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