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与对热点问题的阐释和回答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作为后学的“研究”,对同一个人物、事件、思潮的结论不能有太大幅度的“摆”,这个“摆”一定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否则思想史研究就是不可思议、不能容忍甚至是不严肃的搞笑噱头剧。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一再强调:“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但他的话外音还需要我们的学术思考有一种理性的清醒:思想史不能总是浮于历史表象的思考。思想意味着受难,思想者就是被钉在思想史十字架下的受难者。当思想史的化石需要思想史家用学术解剖刀挥斥方遒时,当思想史家面对悬崖峭壁无所适从时,是纵身一跃化作一道美丽瀑布,还是犹豫踯躅、蜷缩四肢、收缩视野而面壁或说回避,这是思想史研究面临的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在强调担当的今天,时代呼唤视野在放大、触角在伸展、思考在深处的思想史家。

　　思想史家需要冷眼

　　学问也是问学。思想史的学问既需要一双慧眼,更需要一双冷眼。在学术界热点迭出的当下,我们更需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冷思考。

　　当历史学家都在为寻找规律而寻找规律,而奔热点。在打捞大叙事谱系的时候,我会在灯下闭目养神:历史的规律是前有的还是后人设定或说“计划”的奇思妙想呢?很多时候,我还会想:历史的发展不是历史人物的一厢情愿,也不是后人和前人互动后的多厢情愿,而是它本身的自然天成。更多时候,历史的惊涛骇浪和力挽狂澜等大事件可能不是“面”上的“交集”,而是“点”的“交易”。历史发展的序列由无数个点组成,我们是不是由点及面才更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呢?

　　“点”的研究往往是冷研究,需要冷板凳,更需要冷眼。历史和历史研究可能达不到让我们明白一切事理的程度,但至少却可以让我们懂得一点:思想史和思想史研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历史没有规律可言,它可以随意成型。历史的过程无论是对历史人物还是对历史事件,必然性不是其根本性。苛求历史人物,人为制造不是规律的规律,在看似热闹的伪问题泡沫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历史研究缺乏对人物和事件的客观理解。这里不是无知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无偏见的问题。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历史可以随意成型,而历史学家的职业诉求就是由表及里、按图索骥,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然历史学家何以任重道远?瞻前顾后,在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共性上我们热情有余,而对其偶然性、个性则重视不足。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在很多时候,历史研究所期待的 “经验”或说“规律”都在这个个性化历史的小写上。

　　当下,在思想史研究前浪与后浪齐飞、海外与海内一色的热潮不断中,我们的研究该是打坐反思、熟虑固化的时候了。这当然需要知识分子的守成。守成的意义在于守住底线、坚守基准,在自我的精神信念中升华认定的意义。坚守这一意义,就是“择一而处”(李大钊语),波来不随、流来不逐、风来不飘,以应有之义的信仰和担当感动中国乃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