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共的反缠足运动延续了自晚清以来的政治化思路，不断根据新的形势，赋予缠足各种内涵。苏维埃时期，共产党一面彰显缠足的“封建束缚”特点，一面强调放足对“参战动员”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除抗战、革命与生产动员外，缠足对妇女自身的影响，继续受到中共的关注。1945年后，中共的反缠足运动逐渐与土改、生产及支前运动结合起来，放足最终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而非目的，即使是在以解放妇女为己任的妇女运动领导者眼中，亦复如此。

　　【关 键 词】革命 反封建 生产 反缠足 中共

　　【作者简介】杨兴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反缠足运动向少受到学界关注①，本文以共产党政权存在时间较长、所控区域较为稳定的中央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华北根据地为考察对象，以时间为序，分阶段考察中共反缠足的思想依据。苏维埃时期，共产党一面彰显缠足的“封建束缚”特点，一面强调放足对“参战动员”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除抗战、革命与生产动员外，缠足对妇女自身的影响，继续受到中共的关注。1945年，中共的反缠足运动逐渐与土改、生产及支前运动结合起来，放足最终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而非目的，即使是在以解放妇女为己任的妇女运动领导者眼中，亦复如此。

　　(一)

　　中共早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全国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礼教束缚之中，过着娼妓似的生活”，因此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这一思路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复，并且贯彻在后来进行的反缠足运动中。

　　苏维埃时期，中共将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反封建”任务落实在各根据地的反缠足运动中。1930年乐安县委指出，放脚运动是七月份“反对封建压迫主要之一部分”。[2]1931年12月，万载县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也从“彻底铲除旧礼教的束缚”的角度倡导放足。[3]次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在苏区彻底废除包括缠足在内的“一切封建遗物及封建制度”。[4]1932年湘赣全省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议案中也提出，“铲除封建习俗”，“废除缠足等封建残余”。[5]不久，江西省苏区召集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又要求“特别加紧反封建斗争”，进行放足运动。[6]

　　除反封建外，中共对妇女“参战动员”的意义阐释，也是中央苏区反缠足的主要依据。1930年，乐安县委指出，缠足阻碍了扩大红军及妇女参加生产，“确实是对参战动员有联系的”。[7]两年前兴国县也“以争取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提倡妇女放足。[8]1932年宁都县委制定的《妇女运动工作计划》中同样指出，缠足者“不能耕耘，无法生产，行路困难，不能参加很多重要的革命工作”，因此要“使每个妇女不能绑脚，已经绑了脚的实行放脚。”[9]

　　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这一自民国初年就甚嚣尘上的主张，也是中共倡导放足运动的个中之义。地处湘鄂赣地区的湖北通山县横石潭一位曾经的妇女委员在回忆1929年的放足运动时便说，放足是“革命妇女大翻身［时］提出的男女平权”的表现。②苏区教唱的《放脚歌》唱道：“想起旧社会，妇女真吃亏；骂你恶地主，梳头缠脚真正受痛苦，红军来领导，妇女翻了身，剪发放脚个个有好处。”[10]

　　在国民党加强对根据地的围剿后，苏区反缠足运动的策略稍有调整，更多地提倡小足妇女与大脚妇女一起参加生产，对小足妇女的放脚要求变得有些模糊。1932年10月16日江西省苏区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大脚妇女要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小脚妇女也应帮助红军家属做其他各种事件”。[11]这一方针并未提及是否放脚的问题。次年，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中也说：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在大脚的地方组织生产委员会，请男同志来教会犁田、耙田，乡与乡、村与村竞赛；“脚小的地方应广泛的进行放脚运动”。[12]类似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这样明确要求放脚的报导在这一时期的苏区报刊中相当少见，相反，更多的是中共热情洋溢地宣传各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的情形。[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