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主要内容由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构成。其发展也呈现出前期的明人蒙元史学一枝独秀和后期的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学者蒙元史学齐头并进的局面。分别看来，明人的蒙元史学呈现出学随时进的特点，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则在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关 键 词：明代 北元—蒙古 蒙古族 史学史

　　作者简介：李德锋，男，安徽萧县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是相对独立、并列的两个政权。①在这一时期内，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对蒙元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作为其史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而使中国的蒙元史学的记载和研究在元朝覆亡后继续得以丰富发展，进而推动了蒙古族史学史的进一步发展。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蒙古族史学史”这一范畴。瞿林东先生曾如此定义“少数民族史学”：“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1]依循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蒙古族史学史就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与蒙古族历史活动有关的史学记载。具体来讲，它不仅包含蒙古民族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包括记载本民族和记载其他民族的历史)，也包含其他民族有关蒙古族历史的记载以及蒙古族史学与其他民族史学交流活动等内容。鉴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推动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发展的主要有两大群体，即明廷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的学者和北元—蒙古诸部内的蒙古族学者。

　　这里，笔者不揣鄙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作一简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的学者同样都集中于蒙元史学的研究，但出发点并不尽相同。对于明朝而言，北元—蒙古诸部对其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压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说明朝的灭亡，也是有赖于得到了部分蒙古部族支持的清朝女真族。“东蒙古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内蒙古的蒙古人由于1635年(即满族人占领北京前9年)给予满族王朝的支持，对满族王朝的胜利作出了贡献。”[2](643)这种外在、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引起了明人对蒙元史学的关注，当这种关注和中原皇朝比较发达的修史机制和传统相结合，就促进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大发展。对于北元—蒙古诸部而言，元顺帝退居大漠、也速迭儿袭杀脱古思帖木儿、鬼力赤篡立等等，内部纷争不断，史谓：“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3](卷327)这种混乱局面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蒙古社会萎靡不振，文化事业停滞不前。这种内部纷争的局面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蒙古族史学家们充分注意到这种内耗对本民族发展的危害性，呼唤着新的强有力的集权政权的出现。曾经开疆拓土、铸造辉煌的“黄金家族”及其历史也就自然进入蒙古族学者的视野。但此时的蒙古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是以政治和军事对抗为主，其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薄弱的，借用中原皇朝的封建伦理纲常来宣扬“黄金家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族传统的汗权思想复苏了，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黄教)以宗教的身份介入论证“黄金家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来，特别是两者的结合，构成了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学者蒙元史籍的主旋律。

　　纵向分析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其大致经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从14世纪后半期始，至16世纪中叶前后的近两个世纪；后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中叶前后至17世纪中叶前后近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