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作者简介: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12&ZD173)和周建设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语言大数据挖掘与文化价值发现”(14@ZH036)的支持｡

语言接触必然会导致语言竞争｡文章从语言结构､社会功能､使用者年龄､地理分布四个角度对语言竞争展开观察,探索建立语言规划学的理论框架,以期从更多维度描述语言的活力状态,更好地解释和预见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

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结构空间的语言竞争;第二部分,功能空间的语言竞争;第三部分,年龄空间的语言竞争;第四部分,地理空间的语言竞争;第五部分,结语｡

作为文化接触与民族接触的先导,语言接触不仅能带来语言的丰富发展,也会带来语言之间的竞争,甚至触发语言矛盾､社会矛盾｡文章指出这一竞争现象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展开观察:

首先,语言结构要素除了常见的语音､语汇(词汇)､语法三者,作者指出文字也应看作与语音地位相同的结构要素,此外,注音符号虽不属于结构要素,但是其会行使文字职能,也可与文字附而论之｡四者相比之下,易受其他语言影响的是语汇与语法,不易受影响的是语音和文字(注音符号)｡然而从社会感知方面来观察这四种语言竞争现象,情况却大不一样｡社会较易感知､常常引发争论的是借词方式､文字形体(包括字母表)以及注音符号形体,其他次之｡进一步来讲,语汇､文字､注音符号领域争论的起因又多集中在“民族性”､“语言纯洁性”等文化思想层面,而非交际工具的效益层面｡

接着,作者将语言运用中主要的或常被提及的八大领域归并为语言的五大功能空间,A空间是由家庭和宗教场所构成的“语言的最后营垒”,是语言的“根”,是语言生存的最后地盘;B空间是由民俗活动和社会交际所构成的“语言保护层”,只要语言或方言在社区使用,家庭语言就相对安全;C空间是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领域,包括语言课程､教学媒介语等,是语言的“理性传承层”,区别于家庭和社区的“自然传承”方式;D空间是由大众传媒和社会各行业的语言运用所构成的“语言活力层”,这种“大众”的社会语言交际代表着语言树冠的茂盛与否,表现着语言的活力,而相比之下,“小众”的社区语言交际则代表语言根系的发育情况;E空间是官方工作的领域,属于“权威语言层”,涵盖两种语言现象:具有象征意义的国语和官方用于工作的行政语言｡文章根据对这些空间的观察,指出当今中国语言竞争的主要表现在于,少数民族语言竞争的焦点在教育领域,汉语方言主守AB两空间,正努力跻身CD两空间,此外,外语觊觎更大的教育地盘｡

第三,文章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语言特点区分出五大年龄空间,分别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期”,介于0-6岁的学龄前阶段;“书面语最佳发展期”,介于7-18岁的基础教育阶段;“语言主用期”,介于19-40岁;“语言保持期”,介于41-70岁;“语言衰退期”,指71岁之后｡从这五个年龄空间来看的话,可以看到语言竞争主要发生在40岁以下,共同语与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本族本国语言与外语这三种竞争,普遍存在于学龄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大学及此后语言活跃期的主要矛盾在于语言规范与非规范(特别是外来词的使用)上｡

第四,文章根据语言获得的顺序将语言分为第一语言(Fa)与第二语言(Sa),把语言的不同变体(包括共同语和方言)分为第一言(Fb)和第二言(Sb),由此将语言分为F层与S层,进而指出近百年来,语言地理空间的分布呈现出“F层语言版图基本稳定,S层语言版图变化剧烈”的特点,其竞争的焦点主要在于S层面第二语言间的竞争以及第二语言与第二言间的竞争,有时也会扩及至F层面｡

最后,作者指出这些空间并非孤立封闭的,对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空间进行观测或多空间结合观测,同时指出作为语言规划学的初步框架,仍有更多新的观察空间及角度有待开发｡

(本文刊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8卷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