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一种认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认知、观察和实践。它基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普遍观察和严谨实验，致力于对规律的不断探究，最终目的乃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科学是播撒人类文明的火种，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工具。

　　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实践对象是人与社会。因此，科学研究从来不可能成为完全超脱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语境中，科学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在此过程中，对科学的定义和对科学的理解也难免受制于不同阶段的历史局限，科学概念也因此经历着修辞学意义上的流变。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科学尤其容易被社会意识形态所裹挟，由之而来的是科学研究的问题、困境。

　　作为一门不到百年的新兴学科，传播学从诞生初期的社会动机、研究目的、指导法则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研究取向，无不受到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一开始就有其先天不足的根源。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已如此，只有不断修正完善。而另一方面，基础欠扎实的传播学又极其容易徘徊于科学主义建构的“殿堂”之中，当这种对科学主义的“艳羡”升上为一种盲目“崇拜”和“皈依”，在现实的传播学研究中则体现为一种值得警惕的主观化的唯科学主义趋势。为了清晰地描摹这种科学意识形态的流变，首先我们需要对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两个概念作简要辨析。

　　一、从科学主义到唯科学主义

　　韦氏百科英语词典将科学主义定义为：“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1” (Webster,1986:1279)

　　科学主义的英文（scientism）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19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从社会历史考察，科学主义应该从科学革命算起。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2006:480)认为：“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科学革命之所以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与西方社会的思想背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联系。诚如韦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行为方式，追求标准化、合理化、秩序化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普遍准则。与社会生产方式彼此互相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遵循理性指导原则和经验方法，就可以认识客观世界，掌握科学真理。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欧洲科学繁荣发展，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证明了科学理性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宗教盘踞占领的科学领域重归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