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讲述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提示我们社会所习以为常的规范。”[1]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共识。电视剧不但组成着我们的生活，显示着社会运行的秩序，也提供着人们赖以模仿的对象和观察社会的窗口。正是基于这种认知，电视剧里的故事往往就不再是单纯的“故事里的事”，而是由里向外浸洇蔓延，濡染社会生发世相，成为彼时彼地家国社会的文化图腾与心理想象。

　　电视剧的这种影响力来自于其叙事样态的社会化互动，也建基于中国观众对“讲故事”“听故事”“看故事”的心理迷恋。“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必须看到中国电视观众这种基于外在习养和内心需求所形成的电视剧接受文化：一方面它向外隐喻，在电视剧文本和社会存在之间建立起基于个人观感的隐秘、巧妙对应关系，使剧情小文本最终外化为一个“大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晕散，追求电视剧艺术自身的自适圆满和艺术品格，逼使镜头语言、叙事结构和价值观念、产制模式等结构符合电视剧自身运作个性的艺术“小空间”。“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归根结底，就是处理好“大社会”和“小空间”的对接问题，而如何寻找二者间的接榫点则是其中的关键。

　　一、“中国梦”的社会化表达及其电视剧叙事空间

　　“中国梦”是一个涵盖了多重时空和理论向度的体系，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中国人对国家复兴、民族强盛、社会稳定、个人幸福、家庭圆满梦想的高度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叙事既可指向历史深处与革命战争年代里的英雄史诗、文化传奇与血火青春，也可指向当下年代里的改革开放叙事、热点焦点话题和社会家庭故事，譬如政治、经济与文化，譬如情感、事业与家庭，都可在变化的时空中融入化出，落足于中国人对美好未来幸福生活的希冀与向往。其实，无论是对过去的历史讲述，还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故事的书写，只要稳定地传达着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倡导、对于社会发展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追求、对于以个体为寄托的道德素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示范[2]，都应该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电视剧讲述“中国梦”故事的基本范畴和领域。

　　当然，这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电视剧文化和“中国梦”主题的衔接点选在哪？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文本的生产和流通最终要通过观众的消费来实现，否则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就只能悬浮空中而无法落地。至于电视剧文本的社会影响力，则更需要依附于流通价值的实现才能兑现，如果前面的传播环节出现了断链，整个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也将难产或难以为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学意义上的经典界定对电视剧文本是无法完全适用的。因为电视剧更看重的是当下、是与社会现实的互文性表达和即时互动，只表现于小众诉求的叙事样态对电视剧价值的实现起到的往往不是推进而是阻碍——但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排斥大众语态和其故事文本中包装蕴藏着的精英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将依然是中国电视剧在传播“中国梦”主题过程中所需要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对于这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曾有过一段精彩而又平易的讲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段话把易抽象、悬空的“中国梦”诠释得实实在在、充满生活气息，不仅将“中国梦”的当下性和社会性概括出来，也把“中国梦”的丰富性和个体性凸显出来。

　　教育、工作、收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险、住房、环境、孩子成长，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要经历的生活事件和成长历程。对为数最多的普通家庭和生命个体而言，接地气的“中国梦”就是这样，它们实实在在，也最具号召力。“中国梦”可以是宏大的国族叙事、革命史诗、英雄传奇，也可以是温馨平易的社会万象、市井故事、邻里乡情。对当下电视剧创作中的“中国梦”表现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拘泥题材，而是能否善抓主题；其次，最重要的也不是善抓主题，而是能否让剧中的“梦想”落地，切实获得电视机前广大观众的共鸣和认可；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中国梦”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情感，譬如《温州一家人》《有你才幸福》《推拿》《国家命运》《老有所依》《历史的天空》《闯关东》《父母爱情》等剧中的家、国融合与对接。无论哪部，大处放眼小处着手，有故事、讲真情、树性格、立人物，都成为其讲述“中国故事”、抒发民族情感和表现家国梦想的基本路径。

　　二、电视剧叙事与“中国梦”主题的契合路径与美学标准

　　电视剧叙事的核心是人物、故事和情感，“电视剧叙事者如能讲述一个‘好故事’，会比其他非戏剧性叙事更能强化社会集体记忆，此乃是‘好故事’中包含能被观众视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其行为能轻易被观众理解”、[3]。“中国梦”是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梦想体系，将“中国梦”讲述的温馨感人、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不悬空，除了防范当下电视剧创作中惯常出现的“文化GDP”情结及过度娱乐化倾向之外，也必须注意克服电视剧创作中曾经一度出现的“图解式”倾向的回潮，即“革命历史题材模式化、英雄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古装历史题材嬉戏化、现实生活题材肤浅化”的庸俗戏剧化处理方式。避免以上两种倾向，有必要重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基本手法和艺术精神——即典型化和时代感，把故事的时代性、人物的典型化和情感的提炼升华作为电视剧“中国梦”叙事的基本策略予以完善和坚持。所谓“有故事、讲真情、树性格、立人物”的创作路径，故事是基础，情感是两翼，性格是血肉，人物才是最终可以持续生长的根本，只有处理好了四者间的关系，才能把握住“中国梦”电视剧叙事的灵魂和走向。

　　（一）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与个性化

　　拥有个性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叙事类文艺作品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文艺作品能够为大家所熟知的基本前提。对于更加强调当下性和日常性叙事的电视剧而言，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作品思想价值的实现，也决定着电视剧的市场效益与再生产空间。大凡能够形成品牌的电视剧，所依赖的往往不是风云轮转的剧情，而是能够持续深挖、丰富立体、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相比文学作品对情感深入肌理的描摹、相比电影对奇观化影像的呈现，电视剧对个性人物形象和好故事的借重尤为突出。对“中国梦”的电视剧表达而言，将指涉时空繁复、理论体系宏大的概念，转换、演绎为生动可感的荧屏故事，除了必须依托电视剧叙事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将人物、故事、时代和情感融合对接起来的手法和技巧，典型化即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法之一。

　　“在文艺作品中，有两种趋势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一种是事件情节，通常不与现实相去太远，以免让人觉得齐东野语虚妄不实；一种是人物性格，通常不要过分拘泥现实，否则会让人觉得了无新意沉闷重复。”[4]不拘泥现实，意味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必要的凝练和提升，凝练提升后的人物形象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极具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和数学家黄依依、《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和安杰、《温州一家人》中的周万顺和赵银花；二是极具时代和情境投射在人物身上的群体性特征，如李云龙之于红军早期出身农家的许多传奇将领、黄依依之于众多专业技术突出而不谙人情世事的知识分子、安杰之于众多在时代风云中不得不放弃门第却获得意外幸福的知识女性、周万顺之于成千上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爬滚打经受市场洗礼的个体户和农民企业家。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个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的叠加与融合，恰是典型化手法的基本表现之一。“中国梦”是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目标和个人价值目标的融合，也是群体梦想和个人梦想的叠加，本身就兼具了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双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述社会个体或某一家庭逐梦经历及成长故事的“这一个”人物（或家庭）形象也总是会在某一个时点、某一个视角、某一处心情的审视下，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或家庭）擦身而过，存在着将经历重合、将影子叠加的机会与空间。电视剧讲述“中国梦”、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学会巧妙而稳定地把“某一个瞬间、某一个视角、某一处心情”下的人物状态定格，并将其带入到电视剧的“这一个人物形象”、“这一个家庭故事”和“这一个时空”的讲述中去。

　　在这一方面，2012年播出的《温州一家人》，2013年播出的《老有所依》、《假如生活欺骗了你》，2014年播出的《父母爱情》、《正阳门下》等，都为当代“中国梦”的电视剧刻画做出了表率。五部剧的共同特点是：均以某一家庭中的核心人物为灵魂，截取时代进程中的不同断面，讲述了“同一屋檐下的故事”。以灵魂人物带动家庭叙事，以家庭叙事带动时代背景和空间布局，在画面的前后延展和镜头的左右推拉中，将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生动鲜活地混融为一体。从周万顺、赵银花、江木兰、黎阳、江德福、安杰、韩春明的身上，活脱脱奔涌出无数个彼时彼地、彼情彼景中的你、我、他的普通人形象。通过对“这一个”的寻找和打造，《温州一家人》《老有所依》《父母爱情》和《正阳门下》等剧集，把剧中的人物、故事和时点，倚靠在历史的大幕前，以家庭叙事展现出“这一时代、这一群体、这一情境”中的群体“中国梦”风貌。借助典型化手法，这些剧集在叙事中还超越了仅仅属于个体和家庭空间的“家族史叙事”模式，集中谱写了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当代社会整体情势的变迁和几代人追逐梦想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