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节目是政府职能部门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民沟通、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传播活动。从2011年开始，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多个省份相继推出电视问政节目，如南京电视台的《向人民汇报》、《民声》，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和洛阳广播电视台的《百姓问政》等。这类节目多由以前的政风、行风评议类节目发展而来，一般时长从四五分钟到1小时不等，内容集中于各类热门的民生公益问题，开创了政府执政的新形式，受到各地观众的关注。随着节目进入常态化生产，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官员越来越不愿意配合节目录制。一些节目为了达到让干部“出出汗、红红脸”的效果，常常会设置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来拷问嘉宾。这种节目设置的目的是让官员窘态百出，迎合部分观众的心理，以此来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但是这种“设计”既违背了开办电视问政节目的初衷，也导致官员对节目产生排斥心理。

　　其二，问政流于作秀。电视问政节目另一个极端是，为了避免官员尴尬、脸红冒冷汗的场景，节目组受制于不少禁忌或限制，特别是如果没有当地党委政府高层领导的支持，电视问政节目环节上的设计都要提前听从被问政官员的意见。这就导致节目不能直播只能录播、问题早就“沟通”好、官员“打官腔”和“说空话”的情形，损害节目的监督力度与效果。

　　其三，节目远离民意。电视问政的本意是搭建“官民”直接对话的平台，但是在具体节目设计中，很多节目并没有走到市民中间，听听市民对于这个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到底是在哪方面。为了便于操作，有些电视问政节目直接与被问政官员沟通，根据该官员想表达的内容来设计节目环节。节目录制过程中选取的场外网友的问题，也大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托。群众关心的问题在节目中没有体现，电视问政沦为自娱自乐、经过排练的话剧。

　　以上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电视问政节目将变为鸡肋。将互联网思维导入电视问政节目的设计中，可有效解决节目中存在的顽症。互联网思维各种各样的定义都有，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关键词有三个：去中心化；尊重用户体验；鼓励分享。《民声》是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2013年6月开播的一档大型电视问政节目，每周播出一期。节目开播初期难度很大，随着节目样态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官员愿意走进《民声》，收视率一直在本地同时段新闻节目中位居前列。纵观《民声》播出的节目，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思维在节目生产中的运用。

　　首先，淡化被问政官员中心位置，强调平等对话、换位思考。平等是互联网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民声》节目突出的也是去中心化，平等对话。

　　在一些电视问政节目中，被问政官员似乎成了“众矢之的”，只要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就一定要问得你面红耳赤。电视问政，意义不在于让个别官员“红脸”、“流汗”，而在于通过评议代表的直言不讳、场外网友的拍砖灌水，鼓励开放包容的互动，凝聚社会互信。《民声》节目设置了两个环节，分别是“一问到底”和“换位思考”。“一问到底”环节主要是四位民声代表对话相关部门负责人，从两个不同案例入手，直面存在问题，深入剖析原因，畅谈解决办法。这个环节保持了问政节目的犀利。“换位思考”环节是在四位民声代表中现场投票选取一位民意负责人，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角色互换。这是《民声》节目最有特点的地方，整场节目不再仅仅围绕被问政官员来做文章。通过这一环节设置，来自基层的民声代表也可以坐到被问政官员的位置上，当一回临时的“民意局长”、“民意区长”。事实上，很多问题并非局长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通过换位思考，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目的。很多“民意局长”、“民意区长”经过一连串的拷问后，也都感慨，“做官的”也真不容易。更为戏剧性的是，不少局长在被换“下来”后，会反向对临时“民意局长”提问，都是一把手们在平常工作中感到棘手的问题，他们在这里问计于民。这就体现了电视问政节目的初衷：问政不是让官员难堪，而是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再者，《民声》着力于改善用户体验，尊重观众收视感受。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用户思维，一切以用户为中心。把观众转化为用户，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课题，也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生存术。那么，传统媒体到底如何才能把观众转化成用户？在这方面，《民声》做出了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