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何思想成果一样，毛泽东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有具体的时空背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具体的、特殊的时空背景，就是抗战的现实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于各抗日根据地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整个进程，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机器”。他这样来规定“文艺”和“革命机器”之间的关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今天，抗战的需要和根据地的发展无疑都成为历史，那么，这是否意味《讲话》也失去其现实意义而只能作为一份历史文献而存在呢？

　　具体时空条件固然发生了变化，但《讲话》本身的意义却不会因为这种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消失。毋宁说，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更凸显了《讲话》所蕴含的普遍性。不仅如此，《讲话》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新颖性，并提示了五四以来更新形态的文学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是一个开放给未来的文本。

　　“为人民的文艺”与《讲话》的普遍性

　　《讲话》固然是基于抗战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但抗战并不构成《讲话》的惟一动力。抗战联系着自近代以来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又联系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同样，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毋宁说，它们是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的试验场，是未来新中国的前身和缩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于抗战和边区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讲话》及其所规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现实需求，而所谓“文艺”也就不能在一种“压抑和自主性”的对立格局中来认识。需要讨论的反而是，现阶段的文艺能否有足够的潜力去承接这样的历史要求。

　　“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但很显然，在现实推行的过程中，政治更多时候是被理解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这样的政治，只能是和权力、发号施令和官场作风，和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在此，不是文艺，而首先是这种“政治”背离了“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前景。

　　而一旦我们重新用“群众的政治”来充实和激活那个被窄化的“政治”，则“文艺服务于政治”就立刻获得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群众的政治”即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众当权”乃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状况，则“文艺服务于政治”赋予文艺以契机，即使文艺从以往各种狭隘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去碰触那几乎是最高也是最复杂的课题。

　　首先，“政治”的最终诉求是“人民大众当权”，这一诉求因为其空前未有，而占据了一个近乎于真理的位置。将文艺和这样真理性的诉求关联在一起，丝毫不是对于文艺的压抑，而是对于文艺的一个要求。它促使文艺尽量地伸展自己，以发挥出其所有的潜力。而且，这里的真理不是凝固的，而是作为未来的、始终在动态生成的真理而存在。就此说，文艺的“服务”，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才反复提出作家改造的要求。

　　其次，“政治”不仅因为其高度而占据真理的位置，而且更因为其广度而和现实重叠。在一个几千年来以等级制为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国家里，试图让长期处于底层的民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其所掀起的波澜必然是根本性并且全面性的。这必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发生的革命行动。在此，所必然出现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都将是以往的历史所未见。文艺来描写这样复杂深刻的现实变动，自然更不是对其自主性的压抑。

　　将文艺和这样空前的历史任务对接起来，是《讲话》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内容。抗战只是这样的历史任务中的一个环节。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虽然以“服务”来规范文艺的使命，但文艺并不因此就局限于特殊性之中，反而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普遍性。“为人民的文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等等提法正是其普遍性的简要表达。

　　即使不从《讲话》的政治远景，不从《讲话》的“政治”所具有的高度和广度，而仅从最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为人民的文艺”依然具有恒久的普遍性。“文艺为人民服务”因为在各种文艺政策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司空见惯，也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常常被人忽略。只要稍具历史视野就能知道，确立“为人民的文艺”乃是经历了长期艰巨的革命斗争才获得的。正如《讲话》清醒意识到的，相比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人民的文艺”在任何方面都是崭新的。这一点，即便是结合今天文艺界的状况来认识，也一目了然。把“为人民的文艺”确立为大经大法，不仅是“文艺”本身成长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