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它诞生之日起，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多少年来，在为繁荣文学跑龙套的路上，《文艺报》与我牵手同行，是我情投意合的旅伴。

　　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之日，正好是我迈入大学门槛之际。那时尽管囊中羞涩，但还是省吃俭用，挤出一点钱订阅了一本《学习》杂志和一本《文艺报》。在大学期间，我曾写信给《文艺报》“文艺信箱”专栏，反映自己在习作中遇到的题材狭窄贫乏、语言枯燥无味的苦恼。时隔不久，就收到编辑用秀美的文字写来的两页回信，引导我更多了解、熟悉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并多读中外文学名著。

　　大学毕业前夕，我填写的工作志愿：一是文学编辑，二是文艺理论研究，三是党的宣传工作。《文艺报》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去处。最后我被分配到全国文协，恰好和《文艺报》是一家人。我们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开会、听报告，同在22号地下室的一个食堂用餐，也在同一个党、团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样，《文艺报》一些年轻编辑很快成了我新结识的朋友。

　　跨进文协门槛，我从1952年冬开始为《文艺报》写稿。开头是结合我参与的工作、文学活动写一些消息报道，如《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全国文协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同时也写了《作家应当关心当前的作品》等短评。当时我所在的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担负着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定期(每季度一次)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当前创作情况的任务。我在阅读、研究中发现了新人佳作或值得探讨的创作问题，就写成评论文字送到近在咫尺的《文艺报》编辑部。得近水楼台之便，那几年我先后在《文艺报》发过评介闻捷的特写、何为的散文、张有德的短篇小说的文章。特别是1956年、1957年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题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两篇文章，使我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前一篇文章引起了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达两年之久，多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学术论争的空气。后一篇文章得到评论界、儿童文学界很多朋友，包括作者柯岩在内的肯定和鼓励。当年《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作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有的评论者认为，此文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由于这是最早评论柯岩儿童诗的一篇文章，又被评论者认为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因而它不仅被收入《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中国儿童文学60年》等十多种文集或评论选集；而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在柯岩逝世后，那份“柯岩同志生平”中仍然提到我“当时就对柯岩的儿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正因为发表过这两篇多少有点影响的文章，当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1985年初作协书记处在研究工作分工时，由于班子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时任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在会上说：“沛德50年代就在《文艺报》发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近些年仍然关注儿童文学，由他分工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合适。”同事们都表示赞同，这样就把我推上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岗位。1986年至2007年，我当了20多年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为发展儿童文学略尽绵薄之力，这不能不感激《文艺报》发的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机遇。

　　我不能一味讲成功和机缘，避而不谈失误和挫折。我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遭遇，也是与《文艺报》紧密相连的。1957年整风运动开展后，在“大鸣大放”高潮中，我在《文艺报》发了一篇访问长春几位老作家的长篇报道。这篇批评文艺领导存在教条主义、宗派情绪，表达了作家心声的文章，在反右斗争中却成了我“替右派鸣锣开道”白纸黑字的证据。原本被看作患有“右倾顽症”的我，当反右狂风袭来前后，又随波逐流，在《文艺报》发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批秋耘的评论《刺向哪里》；一篇批丁玲的散文特写《记游桃花坪》和《粮秣主任》。在大风大浪中的左右摇摆，正像前些年我在《我也当过“炮手”》一文中所反思的：“私心杂念不可有，看风使舵不可取，违心之事不可为，明辨是非最可贵。”每当想起自己当年也曾加入挥舞棍棒的行列，至今依然感到深深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