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讨论“经典”问题，或者对于现代中国的“经典”问题进行考察，其间的知识视野、问题意识、理论工具以及历史关怀与传统中国自是有所不同。

　　在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与知识谱系中，“经典”长期处于核心位置。由此形成与辐射开来的“经典”观念也在社会、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与教育等领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结构作用。在近代史家看来，“经典淡出”乃是晚清以降“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在“西学东渐”的潮流冲击下，传统“经典”及其代表的价值秩序与制度想象不断“解体”，部分就此湮没，但也有部分转化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在这一渐次展开并且绵延当下的历史进程中，百余年前的“事件”如今已然成为了某种无法回避的“前提”与“背景”。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与变局中，任何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回应“现代问题”的重要途径，近乎天然地内置了现代视野与现代立场，并且有力地参与到了“现代精神”的建构中来。

　　当然，对于“现代”的理解与实践千门万户，“传统”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经典”。所谓“淡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相对于其既往的位置与功能而言。而事实上，“经典”在现代中国“风流云散”时，也自有“移步换形”。

　　在传统中国，“经典”是“天下”格局的独特资源；而进入现代，一个新的“经典世界”在以“世界经典”为参照的历史实践中被组织与叙述出来。这是“经典”观念本身在过去百余年间发生“古今之变”的一大表征与动因。

　　一方面，“西方正典”大量进入中国，经由知识“环流”与思想“共振”，发挥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在多个层面上发生嬗变。另一方面，一套以历史化与科学性为基础的“经典”话语开始生成；较之既往对于“经典”的讨论方式，这一模式更具开放与普遍意义——不过，在“古今之变”背后的“古今之别”，以及在新的可能性中潜藏的限度与误区，也同样值得认真反思。

　　概而言之，“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在现代中国通常互为表里与因果，彼此支撑与发明，两者相生相成。是故，理想的现代中国研究自然也就对于学者提出了兼备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