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无论如何要算个年轻的文体。报告文学热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张锲的《热流》、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以何建明、赵瑜、徐刚、王宏甲、李鸣生、哲夫、邢军纪、黄传会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宏大深邃的视野进一步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所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文字短小，多则三五万字，少则五六千字，通常发表在报刊报纸上；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书写”——少则三五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除部分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很少发在报纸副刊上。更多的是以图书的形式通过新华书店去发行。

　　熟悉出版市场的人都知道，相比八十年代，当下文学报刊、书籍的发行已经越来越小众化了。过去，随便一本省地级文学刊物，发行三五十万本是常事，即使上百万本也不是什么新闻。经过三十年的河东河西，今天全国文学报刊发行的总和恐怕也就百万册。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

　　作者说：市场经济使读者忙着挣钱去了，谁还有心思关注文学。文学也不能当饭吃。

　　读者说：作者不关心社会，只埋头自身的写作，你自我欣赏好了。

　　出版者说：我们只出版名家的，名家的有保障。但现在的名家几乎成了写作机器，写出的作品太粗糙。为了抢市场，我们也只能跟着走。

　　读者说：现在的书籍价格太高，内容质量与价格不成正比。所以，我们宁可选择不买少买。

　　作者说：写作者写作不完全为了稿费，但稿费确实能体现作者的市场实力。这几年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写作者的尊严与价值。

　　出版者说：社会对我们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认为图书的价格难以接受。其实，个中之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纸张、印刷费、制作设计费、房屋租赁费、工资、稿费、增值税这些年都在大幅增长，我们的成本之大，大得有点瞠目结舌。

　　评论家说：你们三者说的都有道理，问题的核心不是出版过程，而是作者写了什么，为什么人写，怎样写的问题。当下的问题，一是作品内容过于自我，缺乏宏大的具有影响社会进程的作品；二是写作手法缺乏创新，模式化比较普遍；三是作者的知识更新不够，缺乏前瞻意识，有的还沉湎于过去的记忆；四是作品注水太多，越写越长，短篇像中篇，中篇像长篇。不符合时代紧张、快速的节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