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落差与批判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身份赴中国旅行之前，几位作家朋友为他开了一个送别会。会上，里见弴说，中国是以前的大国，到现在，虽然它衰落得很，但是肯定保留下了以前伟大、有价值的东西，你过去后应该看清楚这些部分。这是一句有些矛盾的告诫，但诚如其所透露的，当时正处于从东方到西方之转型期的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这个曾经的文化母国的态度相当复杂。

　　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从时间上说，已不属于能在学校接受到良好汉学教育的一代，但有赖其家学，芥川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谙熟汉文汉诗，去中国游览成为他多年的夙愿。然而，当他怀着一个“汉诗与南画”的中国而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腐败堕落的“当代的中国”时，难免感到失望。在上海城隍庙看到各色世俗化的男女人等时，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式的人物，则踪影全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琐、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属于古代英雄先哲的中国，和眼下市井细民的中国，落差不可谓不巨大。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常常显得非常冷眼，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境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例如有人公然冲着池塘撒尿、乞丐贪得无厌，还有戏曲名角绿牡丹——“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了这些卫生习惯的因素，更令芥川介怀的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固然有某种日本人打破中国迷梦、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先于中国的优越意识，但一些所言虽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实，不必为讳。不过，对于芥川龙之介尤显犀利的批判，徐静波认为，芥川的批判带有某种文明批判的性质，不只针对中国，也是在指摘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古老文明存废的问题。施小炜则提到，芥川也并非对一切都持负面态度，他到中国来，拜访了章炳麟、郑孝胥等名流，其中还有一位“李人杰氏”，即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此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不到两个月，芥川聆听了李人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其作为新中国青年的印象颇佳，“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以芥川为代表的日本人和中国新兴政治势力，改写了中国政党对外的交集”。

　　芥川于1927年去世，年仅35岁。当时一些文人认为，芥川之早死或与其旅华之行有关。这一点难以断言，但从其创作上看，他在来华之前，很多小说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取材创作的，之后则大幅减少，转向现实关怀。总而言之，这趟旅行对他的艺术观多少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