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格非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望春风》以中国传统小说和绘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对一个村庄的数十个人物群像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展现了乡土文明的人情之美和生存意义。这是格非茅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之后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一次充满艺术冒险的回乡之旅。

　　“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的艺术技巧更臻纯熟，文学和思想视野更加开阔。《望春风》既吸收《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乃至《史记》的复杂技巧，塑造古典诗词与现代汉语交融的语言品质，又展开与荷马、乔伊斯、T·S艾略特、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夫卡、鲁迅等世界文学大师的对话。作品既探秘过去又预示未来，显示了一个作家民胞物与的使命感，被誉为其30年艺术创作的成熟之作。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茅奖作家格非。格非说，作为一次艺术尝试，能达到的都达到了，而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帮助农村人解释他们的一生，并对乡村的未来寄予希望。

　　谈作品

　　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

　　南方日报：《望春风》这部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写这部反映乡村命运的作品？

　　格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决定写这部小说，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变成瓦砾之后所受到的震撼。

　　又过了一些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让我带她去村子里转转。几年不见，乡村变成废墟，草木茂盛，动物出没，枝条上果实累累。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诗经》中“黍离”那首诗。想到了鲁迅当年写《故乡》时与故乡告别的心境，也想到了T·S艾略特。那时我才认真决定要写点什么。后来《收获》杂志的李小林老师向我约稿，我就开始了写作。原打算写个七八万字的中篇，但开了头，一种悲悼情绪将我笼罩。写作好像是为了与故乡告别。

　　南方日报：小说写了儒里赵村的整个群像，我粗略估计刻画了至少50个人，如此大规模的人物刻画是出于什么考虑？

　　格非：与故乡告别，实际上就是与记忆中的那些人告别，与那些形象、声音、色彩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故意要设置这么多的人物，而是人物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眼前，让我不忍割舍。所以，在写《望春风》时，我体验到了以前的写作所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就是说，大量的人物来到我跟前，要求在作品中获得一席之地。既然如此，我所要做的，也许就是妥善安置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

　　我发现在保存乡村生存记忆方面的作品非常少，我也一直很奇怪，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写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我试图帮助这些人，解释他们自身。我相信他们是很难解释自己的一生的，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释他们失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

　　南方日报：你在上海北京生活那么多年，这些乡村“经验”从何而来？

　　格非：我以前的作品也常常从故乡取材，但从未想到要认真地或者说正面地描述过它。童年经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这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如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能被称作经验，它是流逝岁月中的顽石。时间可以把它打磨得玲珑剔透，它从来不会被真正遗忘。它一直在那儿，是我们所有情感最深邃的内核。

　　江南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恰好生活在江南。我觉得江南也好，江北也好，甚至中原、边疆也好，在写作中并无什么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值得记述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气质和情感方式又不能不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南方日报：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50年，看似没有直接写历史，却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写出了时代的轨迹，你也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希望为中国农村立传么？为何在“江南三部曲”之后返回去写乡土？

　　格非：我渴望重新理解那些平常的人，哪怕看起来是一个“坏人”，也应该尊重，这个是更为重要的。最近我看了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写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书里说时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作者认为整个宇宙，村庄会消失，讲得非常残酷。但这就有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的苏东坡、杜甫早就回答了，我在书中也试图回答：活动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他们抱着怎样的情感，背叛和相爱？这是作家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引力场”。

　　从表面上看，《望春风》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乡土小说”，但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记得海德格尔曾说过，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或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相信他是在《奥德赛》的意义上说这句话的。《望春风》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返故乡的历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也确实受到《奥德赛》的启发），而我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旅程。终于有一天，当我发现即便在想象中也没有办法返回故乡时，我才体会到古诗文中所谓“人生如转蓬”这样的伤痛之感。这也许就是我在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再次涉及乡村题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