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虽然自立国之日起，即面临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但大唐国力雄厚，军事力量亦强势，两宋有所不同，为维护皇权而有意抑贬武人，致使军力薄弱，为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欺凌而一蹶不振。

　　突厥、吐蕃均势力雄厚，突厥于大唐初建、内部尚未统一之混战之际，吐蕃自衰落瓦解之前，对唐一直采取强劲的主动进攻态势。并且突厥拊于大唐之北、吐蕃据于大唐之西，距离大唐立国之根基的西北都很近，大军朝发暮至，都可以直捣京师长安，并且都做到了这一点，故为大唐的心腹之患。而大唐并没有为之所灭，乃是大唐的贤明君主、忠臣良将，依靠自己的力量、正确的政治外交策略和军事战略，显示勇气、智慧的战场应对，不仅顶住了来自突厥、吐蕃的军事压力，并最终消灭了突厥，拖垮了吐蕃。

　　而回鹘、南诏，分别窃居于西北、西南一隅，从地理上远离唐朝政治中心的腹心地带，从军事力量上亦难以做到长驱直入。而回鹘、南诏雄起之时，大唐根基已经坚如磐石，以回鹘、南诏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更不足以颠覆大唐社稷，与突厥、吐蕃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增加了一点麻烦。特别是南诏于大唐衰落之际，屡兴挑衅，使得大唐朝廷应接不暇。

　　四夷中，突厥势力形成最早，对唐的威胁也最大，是唐初君臣齐心协力的一个外在刺激因素，并且是唯一被大唐消灭的与唐抗衡的周边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回鹘势力崛起时，大唐已经统一，虽强悍且危害时间尤长，终究因内部分崩离析而瓦解，先唐而衰、而亡。

　　唯有南诏，四夷中唯一为大唐所扶持而形成势力者，既不是被大唐消灭，也没有因统治崩溃而势力烟消云散，而是被内部篡夺保持了全部势力，蒙氏亡而诸氏续，继续与中原五代、两宋王朝并行不悖。因此南诏至晚期仍然能够兴师动众，主动发动与大唐的战争。“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

　　而南诏本身，由于连年兴兵，亦上下交困，自顾不暇。更由于任用世家子弟，形成尾大不掉，篡夺相继，先唐而亡。而篡夺蒙氏的郑氏，由于完整地继承了南诏势力，也跃跃欲试地主动对前蜀发动进攻，可惜郑氏没有蒙氏简拔的忠臣良将们的辅佐，也没有以蒙氏本族为核心组成的骁勇善战的将士们的支持，很轻易地为割据一隅的王氏歼灭。以后诸氏由于缺乏南诏所拥有的精兵悍卒组成的精锐部队，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上朝叫板的资本。可惜后来的中原王朝，也是自顾不暇，才形成了两相无事、各安其土的局面。蒙元崛起，挥师南下，一鼓而定，此非边夷能抗大国，而乃上朝不振难于大兵压境之故。

　　南诏于大唐病入膏肓之际兴兵，虽不能颠覆大唐社稷，却使得负重已极的唐朝难以承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庐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厉，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为了防备南诏的再次进犯，大唐派遣大量戍卒镇守在岭南地区。这些戍卒原为三年一换，但镇守桂林的戍卒由于财政原因，守边已逾六年，未得轮换，思乡心切，而此时它们盼到的竟然是继续服役。“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戡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咸通九年（868），桂林戍卒在庞勋的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但它作为黄巢起义的先声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史家云“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虽言过其实，但不无道理，南诏虽然没有倾覆唐祚的力量，但不乏使大唐疲于奔命的作为。为了对付南诏，大唐财竭民困、内乱相循，最终崩溃。陈寅恪亦感言道：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遏，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