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甲午年，生肖马。无论韶光良辰、艰辛动荡，马与我们走过四时八方，休戚与共。人类对马的感情，悠长而丰富，诉诸于多种虔敬的表达方式，早已不限于岁末年初的吉庆祈愿。丰神俊朗，骁勇夭矫，敏捷、忠诚、高贵莫测……

　　《紫禁城》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特别邀请了赵超、马未都、衣若芬、聂崇正等考古、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回溯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将多个角度、不同层次的马之美撷取、呈现。希望能与读者们一起珍存这份源于自然、富于灵性的礼物，并以此作为新年伊始的祝福。

　　项王有踏雪乌骓，关公有嘶风赤兔——宝马名将的浪漫诞生亦湮没于真实、残酷的鏖战。马以其速度、力量、敏捷、忠诚成就人类欲望，也总有马革裹尸的惨烈。

　　《紫禁城》2014年1期目录

　　橘玄雅 康熙帝与兔子

　　王子林 交泰殿之谜

　　赵超 汉代的骏马

　　秦伟 汉马出神境

　　衣若芬 画杀满川花——画马异事的神祕与超越

　　徐晋如 马有灵且美——中国古典传统中的马

　　马未都 马与战争

　　沈一民 马、骑射与满族人

　　王戈 龙马杂说

　　李艳茹 龙马的历史进化

　　聂崇正 他者的目光——郎世宁写实骏马的背后

　　吴美凤 皇帝的宝座

　　瞿炼 朱俊 堪萨斯的“中国庙宇”史克门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

　　傅振伦 伦敦中国艺展始末?

　　华胥快走踏清秋——二〇一四年故宫日历

马与战争 

文/马未都 

　　与人类愿望相反，人类文明是在不文明中行进的，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人类的先进技术往往首先运用于战争。直接使用马作为武器装备，是战争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如同使用火药一样，这让战争的残酷升级。使用或依赖马作为武器，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延续了三千年，全世界骑兵全部废止至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马作为人类豢养动物，大大地晚于猪牛羊甚至猫狗。家马由欧洲野马驯化而来，仅有四五千年的培育历史，欧洲野马今已灭绝，侥幸存世的普氏野马并不是家马的血缘祖先。马是奇蹄动物，进化过程中命运多舛，目前家马以外的奇蹄动物皆处于濒危境地，而偶蹄类家族却非常兴旺，属种为奇蹄类十倍以上，这更凸显家马书写了令人羡慕的传奇。

　　这段传奇显然与人类活动有关。与其他家畜家禽不同，人类豢养培育马，食用不是第一目的（至今吃马肉的民族并不普遍）。马是典型的役使家畜，用于挽车、载重、骑乘，在劳动、交通、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动物。直至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之前，马一直为世界多民族的最主要的畜力，以致“马力”成为功率的基本单位。

　　加入了战争队伍，马成为战争装备，由战车为主向战马为主逐渐过渡。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马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在古中国、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的战争史上，横向时段用马用兵，人类几无差距。

　　策马飞舆 

　　“軍（古篆字）”字就来源于马之战车。《说文解字》：“軍，圜围也。四千人为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也。”商周时期，古人以四千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军以车排阵，形象威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古军队建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军队建制排序仍未悖古制。

　　商周时期，争霸战争多以步兵戈矛为重，马匹仅作为负载辎重及马战车之用，不予骑乘。《吕氏春秋》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战车七十乘。马战车加入战争兴起于商，盛于西周春秋，衰落于战国至汉。千年古战场上，马战车曾是绝对霸主。无论两马还是四马战车皆为独辕，辕长或直或曲，前端设衡，四周设栏，其名多杂，称金车、戎车、攻车等。战车一般配甲兵三，“御者”驾车，“戎右”负责近距格斗，“多射”负责远距射击；格斗兵器为戈，春秋后为戟、矛所取代。远射用弓弩，先于格斗搏杀。由于马战车体大且重，尚不灵活，必须有步兵（徒卒）协同作战，组成编队。因此，彼时的战争讲究排兵布阵，严格阵型纪律。

　　殷墟墓葬出土的车马坑，可反映商代后期战争基本情况。（图一）一九九〇年发掘的河南安阳郭家庄一六〇号墓地北距著名的小屯村仅一·五公里，是一座极罕见又未被扰动过的墓葬，出土文物三百五十三件，其中青铜器就占二百九十一件，以戈矛武器为主，另有箭镞九〇六枚。此墓西南三十五米发现了M146、M147两座车马坑，其兵器与主墓相同，考古推测为一六〇号墓的陪葬坑。此马战车为商周战车标准式，独辕直衡，四面拦板，双马卧于双侧，为功勋卓著的主人殉葬。同年，山东淄博后李官庄也出土了两个车马坑，一号坑规模宏大，坑内殉葬三十二匹马，十辆战车，其中六辆四马一车，四辆两马一车；车分为两类，战车车舆较小，辎重车车舆是其两倍以上，车轮也大。坑内马头均向西，整齐排列，身上有铜或角骨贝等材质饰件，华丽异常。此车马坑经专家论证为春秋中期甚至略早。

　　（图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车马坑） 

　　同年，山东淄博淄河店发现四座甲型大墓，其中二号墓北侧发掘出殉马坑，出土马六十九匹之多，蔚为壮观。殉马坑东西四十五米，殉马单行排列，头北面东，昂首屈肢，整齐划一，一副军事列队姿态。（图二）在相距十三米的二号墓中则发现了战车，经发掘确认二十二辆。在墓室内埋葬如此之多的马车，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车分三类，第一类车紧凑，车轻轮高，舆短无盖，驾四马乘三人，宜于急驰。《周礼·春官》：“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郑玄注：“此五车皆兵车，所谓五戎也。”萃通倅，副职。此类轻车占出土大多数。第二类车舆较大，无轼，便于安坐，车舆两侧有铜器座，可以用来安装伞盖。《周礼·春官》：“安车，雕面鹥总，皆有容盖。”郑玄注：“安车，乘坐之车，凡妇人皆坐乘。”此类车仅见一辆，推测为安车。第三类车无轼无门，略显简陋。《周礼·春官》：“庶人乘役车。”郑玄注：“役车，以方车可载任器以供役。”此类车当时可能用来载人载物。此墓葬主人不明，因与临淄著名的二王冢、四王冢很近，应为田齐王陵的陪葬墓，时代为战国早期。

　　（图二：山东淄博后李庄墓葬车马坑） 

　　这三组车马坑依次为商晚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脉络清晰，所殉车辆型制不一，功能各备，均以军事目的为主。马战车为上古时期最为常见的军事装备，一般认为，马战车最早发源于伊朗高原印度平原，后来向西亚、东亚及欧洲传播。古希腊，波斯以及中国商周时期军事上广泛采用，平时也影响贵族的生活，为赛事或座驾之用。春秋社会的发展导致各类兼并战争加剧，促使马战车数量激增。公元前六三二年的城濮之战，晋国出动战车七百乘，虽“退避三舍”，仍大获全胜；公元前六八四年的长勺之战，齐国十倍于鲁国兵力，鲁国军师曹刿主动请缨同鲁庄公奔赴战场，此役虽兵力悬殊，但双方出动战车均在千乘以上，最终鲁军“一鼓作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马战车是现代战争中坦克的祖先，连编制形式都相同，即一辆战车配有对应数量的徒兵，构成战争的主体冲突。

　　至少从商至周的一千年里，马战车是战争主力，也是国家之间的威慑力。多部古籍中记载战争出动战车数百乘，上千乘，更有晋、楚，被称为万乘之国。车上士兵高竖甲领，着甲胄，执盾牌，配以长柄戈、矛、戟等兵器，另有弓矢。可以想见上古时期正规战争的壮烈，马战车遵循“舆侧接敌，左右旋转”的作战基本原则，晚商春秋之际，战争以车战为主，战国时步兵逐渐强大，战争才开始强调步兵作用，改变了“车驰卒奔”的局面。

　　胡服骑射 

　　马用于骑兵的记载是在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三二六年，时年约二十岁的赵雍成为赵国君主，恰逢内忧方平、外患又生，被强国包围，东齐、西秦、南魏、东北燕，小国心患中山国，北方还有林胡、东胡、楼烦等游牧民族侵扰。起初，赵雍对外作战屡败，又有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公元前三〇七年，赵雍召开军事会议，与肥义论天下大事，决定先进攻中山国，可惜首战告败，被迫退兵。退兵后，赵雍亲自去边境考察，认为军事失败是由于马战车辎重不便，服装也受限制，均不如胡兵灵活，于是广招大臣商议，谋划出重大的军事改革措施，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胡服骑射”。

　　这一举措不仅为赵国灭中山国奠定了基础，也让赵武灵王名垂青史。一九〇三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说：“（战国）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唯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如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皆兵也。”对胡服骑射赞叹曰：“凡改革之业最难，其利在后。”

　　胡服骑射不仅有明确的文献记录，出土文物中亦有印证。一九九七年底，河北邯郸赵王陵被盗，其中有三匹青铜马完璧归赵。（图四——图六）这三匹青铜马尺寸不大，但塑造得十分真实：三马尾均打结，肌肉隆突，臀部丰健，脖颈粗壮，腿部发达，蹬踏有力。青铜马多出于秦汉墓葬，战国陵墓出土不多见。从目前已发掘的赵国贵族墓葬来看，基本都有车马坑，这明确地说明了赵国与马的密切关系。不仅赵国，秦国、燕国也都受到北方匈奴的侵扰。由于生存条件不同，中原军队与边塞民族骑马为生的状态差距甚大，加之车战要求地广且平，匈奴骑兵来去如风，中原各国总是吃亏。胡服骑射，实际是“以胡制胡”。

　　（图四：举头青铜马-战国-高18-河北邯郸赵王陵出土） 

　　（图五：觅食青铜马-战国-高15河北邯郸赵王陵出土） 

　　（图六：伫立青铜马-战国-高15河北邯郸赵王陵出土） 

　　与春秋时期不同，领土扩张已不能满足战国时代执政者们的胃口，单纯的掠夺称霸到变为更复杂的政治诉求，而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最终得到统一的国土，或曰统一的文化。西周君主尚保持“天下君主”的意识，有能力辖制诸候国，而自春秋开始，这种意识及能力下降，天下开始分裂，霸主丛生；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诸侯林立、各自称雄的局面阻碍了社会发展，全社会的动荡最终促使了统一的实现。

　　胡服骑射帮助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让军队变得灵活机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作战时多以步兵和战车混合作战，这在平原上优势凸显，可进入山区，优势便成为劣势。马战车的发展由双马到驷马，由轻便到笨重，御者双手执辔，十分需要技巧。对于重型战车，最能发挥战斗力的地方是平坦的原野、坚实的地面，一遇山林水泽等复杂地形，马战车就无用武之地，弊端尽现。而且，因车马遇林木沼泽阻绊而全军覆没者并不在少数。在骑兵未出现之前，马战车缺点再多也无被替代之虞，但胡服骑射的应用，加之战国晚期铁兵器及强弩投入到战场，单辕驷马战车就不再担任主力兵种，最终，遭到历史淘汰。

　　秦汉骑兵 

　　秦统一六国，首先依赖的是人。商鞅变法，一言百金，重农抑商，重刑厚赏，重战尚武。商鞅对秦孝公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有此变法，秦国在日后统一六国，为后来两千年的中国仍成为大一统国家作出了典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历时十年，以攻韩始，灭齐终，结束了自商周以来贵族诸侯专政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以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情况看，秦国平天下时多以步兵为主，秦王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陆续出土的秦殉葬坑的兵马俑客观地证明了历史。

　　从已出土发掘的一、二、三号坑看，三坑共有战车一百四十余乘，驾车陶马五百六十余匹，骑兵鞍马一百一十六匹，各类武士俑七千余人。这一数字比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国军队的构成。武器装备与人的关系直接反映了战争的进化过程。此时的骑兵数量并不多，与史籍记载秦兵百万、骑兵万余的比例关系吻合，唯独秦兵马俑中的骑兵俑表明骑兵已充分成为军队中的一个独立兵种，昭示着战争中马战车时代过去，骑兵时代到来（图七图八）。

　　（图七：车左俑-秦代-秦始皇陵二号坑出土） 

　　（图八：配鞍陶马-秦代-高172-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马战车具体有四类：指挥车、驷乘车、战车、佐车。指挥车说明了战争的专业化。春秋之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战车中有指挥车，而战国频繁的战事中，各国都出现了职业军事家，战争在体力较量中更加依赖智力较量。驷乘车以乘三人为常态，四人乘驷乘车仅在秦兵马俑坑二号、三号坑各出土一乘，比指挥车还少，因遭焚烧，性质不明，但坑内四种类型车中另三种与战事相关，此车也应功能相同。出土的佐车只乘两人，与三人常态也不同，御手居左，车右居右，佐车又称副车、贰车，功能可以想见；有学者认为这是骑兵早期阶段的雏形，原因是轻便灵活，攻击性强，能带兵打仗。战车轮高舆短，不巾不盖，驾四马，驰驱迅速，是战争中最强大的攻击威慑力量，所以军队以乘计量，故有百乘千乘万乘之说（图九图十）。

　　（图九：秦始皇帝陵出土的青铜马车） 

　　（图十：铜马（局部）-秦代-秦始皇陵铜车马陪葬坑出土） 

　　秦兵马俑坑的骑兵虽不多，但已将骑兵装备——马及兵具体化，且细致入微。只是，此时的马鞍与中古时期相差较大。此时马鞍只能称为鞍垫，内无木框，仅为皮革毛毡等软质材料制作，目的是舒适，并不像后来出现的前后隆起、可限制骑兵前后滑动的高桥马鞍。此时骑马非常费力，容易疲劳，加之这一时期马镫亦未出现，骑兵上身力量无法释放，彼时的骑兵优势在于移动速度快而非搏杀。所以，秦汉骑兵往往是抵达目的地后，下马交战。

　　秦骑兵俑都以站立马前为姿，未见骑于马上，这可能与当时骑兵的主要状态相关，汉以后，骑马俑常见。秦骑兵俑比兵俑身上的铠甲明显紧凑，只保护胸部，腹部不设甲片，肩无披膊，骑马时灵活任意。这种窄袖短衣、长裤短靴就是所谓胡服。

　　汉马的一个象征是汗血宝马。西汉初始，高祖刘邦亲率兵三十二万北征匈奴，步兵为主，骑兵为辅。西汉初年，皇帝找四匹纯色马都不易，却被匈奴四十万铁骑以东青、西白、南黄、北黑四色包围。四色马的匈奴大军令刘邦溃逃，颜面扫地。经文景之治的养息，到汉武帝重新北征匈奴之时，汉军已非昔比。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征，虽获全胜，但马匹折损高达十之九，班师时仅剩三万匹。为恢复战斗力，汉武帝不惜动武去西域大宛获取宝马。陕西茂陵（汉武帝之陵寢）出土的青铜鎏金马，就是汗血宝马的真实写照。其马站立，耳竖目睁，耳如劈竹，目如明珠；鼻吹口张，颈粗臀圆，四肢修长，尾巴上扬，虽静如动，不怒自威。

　　（鎏金青铜马-西汉-高62-陕西茂陵从葬坑出土） 

　　一九六五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西汉墓葬，有学者认为这是大将周勃及子周亚夫家族墓地，出土骑兵俑五百八十三件，骑兵多骑于马上，步兵俑约二千件，排兵布阵场面威严。此时已不见战车，人俑个体只有秦俑三分之一。骑兵骣骑，无鞍无镫，与史相符。杨家湾墓葬出土的骑马俑虽不是最早骑马俑，但明显比秦俑中骑马俑实际，骗腿上马，威风凛凛，彻底展现了骑兵风采。

　　由秦到汉是骑兵发展的重要时期。驭马早期最实用的发明是衔与镳。“分道扬镳”说的就是操控，这项发明只限于控制马，并不控制骑者身体。激烈对抗中的人尚不能在马上完全释放力量，搏杀时甚至搏杀前落马很正常。鉴于此，迟至秦，战争还是人之间搏杀，骑兵虽已开始发达，但仍作为运兵快速反应部队，少有马上的对抗。秦兵马俑及铜马车等文物出土，细致入微的马具上均不见高鞍铁镫，极好地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