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0月1日公映的电影《黄金时代》9月22日在广州点映，加上此前在北京等地的局部点映，已有不少观众先睹为快。评论不一，片方也放话，“欢迎各种争议，不辩不明”。今天南方都市报邀请四位文艺大咖讲讲他们眼中的萧红与《黄金时代》。至于广州点映当晚的情形，有说“无人离场”，有说“几乎无人离场”，也有人说身边观众“陆续中途离场”———对于同一现场的说法各有出入，或许也能当做文艺圈之所以扑朔迷离的一个小注脚。 ——— 编者按

　　许多个萧红相遇，成就一个“黄金时代”

　　韩松落(专栏作家)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铁道999。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海明威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去，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接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得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