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难处理的事情恐怕是公平，从日常纠纷到法院官司总有纠缠不清的地方，因为人们对于衡量尺度本身就有不同看法。

　　凭什么你说了算？这个问题还好回答，判官可以强调自己秉公执法，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是，第二个问题恐怕就不那么好回答了：凭什么用你所标榜的尺度来衡量呢？同样，对于学科评价体系来说，最难的就是建立一个标准，因为人们对标准认知不一。标准是凭什么建立起来的？不清楚这一问题，整个体系就很难立足了。

　　如此，不妨退而求其次，先从学科评价方法入手。也许有人反对，学科评价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学科评价方法，学科评价方法自然包含在学科评价体系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笔者认为，与其循着学科评价体系的路子走下去，倒不如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改善学科评价方法带动学科评价体系完善。

　　古希腊有一种陪审团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可谓相当地非专业了——但也不至于太离谱，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有判断力的——每个人都是基于生活常识来判断是非。这种陪审团制度被英国传承下来了，至今还有它的遗迹。两三个人容易被悄悄地收买，二三十人就很招摇了，四五百人呢，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而古希腊的百人团大致就在这个规模上。当然，你可以指出它有诸多弊端，如判案方式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苏格拉底就是被这套审判制度害死的，但他的死却没有被人遗忘。人们之所以纪念他，是为了防止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民主未必有纠偏的功能，但它的确有着自我学习的功能。通过民主方式，人们的智慧和鉴别能力在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可能一时被蒙蔽，上了机会主义者的贼船，但终有醒悟的一天。

　　将这套方法引用到学科评价中来，当有同样效果。也许有人指出，学科需要专业知识和专家队伍，那就让我们把专家库充实起来好了。只要确保这套机制是随机的，不被任何集团把持、控制、垄断，那它还是一套很不错的制度。可是如果按钮或键盘被人操控在手，那么程序就可能真的成了“夜壶”——急的时候拿来用用而已了。

　　改进学科评价方法，也就把住了学科评价体系建设之路的“最后一公里”。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此事本身有多难，而在于愿不愿意办，是否真心实意地去办。这才是最棘手的问题。这里必然会涉及改进学科评价办法的动力机制，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有好的方法而没有人去实行实施，或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移情别恋”，效果就相去甚远了。

　　学术界盛行“圈内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很多人都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又都是这种体制的积极参与者，不参与只是没有机会参与罢了。从评职称到课题招标，“打招呼”、“走关系”是免不了的常规动作，如果不常在圈子里混，人都不认得几个，那几乎就没戏。还有那些互相利用、投桃报李的利益共同体，更是“棒打不散”，总是挑战大家的道德底线，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这些圈子依旧如此，无论学科评价方法怎么改进，都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罢了。

　　所以，一定要正视问题本身，抓住要害所在，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总是不触及根本，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问题反而会越缠越多。如此，学科评价体系尚未建设，问题体系反倒先成气候了。这岂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