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黎明(1978-)，湖北咸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关 键 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56-07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非农部门就业[1]。这种劳动力转移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改善农民生活以及农村反贫困立下了汗马功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主要来自城镇地区，然而，由于苛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在城镇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与城镇户籍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他们往往在城镇地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之后而被城市抛弃，带着老弱病残的身躯被迫返乡，重新回归农业部门，他们的非农就业岗位极不稳定。这种逆向非农化的现象不仅危害我国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而且可能在农村制造出一个新的贫困高风险群体，因为这些由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通常年龄较大，健康状态较差，并可能未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因而更易陷于贫困中。因此，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尽管关于农村劳动力返乡现象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2-3]，但甚少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将使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尽管数据在2008年采集，但由于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基本要素变化甚微，因而该数据并不影响对当前问题的判断及相关政策思路的提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为何不能保持其非农工作的稳定性，而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这与地理因素、劳动力自身的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分析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对其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而地理因素和人口特征在本研究中主要作为控制性因素存在。

　　1.人力资本与回流到农业部门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关注教育、培训和健康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自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研究者们就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4]。蔡昉研究发现，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能抵御城市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5]。张林秀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增强了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在经济萧条时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较好地避免被解雇的风险[6]。培训也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张照新与宋洪远基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回流的比例低于未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的回流比例[7]。健康资本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众通过分析1993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的作用[8]。上述文献表明人力资本状况影响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他们在非农部门工作的稳定性越高，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也就越低，因而可以推断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亦可能影响其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据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具体而言：①受教育程度越高，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越低；②接受过相关培训将能够降低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③健康状态越差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就越高。

　　2.社会资本与回流到农业部门

　　社会资本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时髦的概念，1980年代以来因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厚爱[9]。尽管学者对其界定存在分歧，但均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的和可利用的资源[10-12]。社会资本有三个层次：①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即个人和家庭在水平层面上建立的社会关系网，以及关系网后潜在的价值规范，这种关系网帮助人们获得所需的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②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群体间纵向和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影响群体在社会资源获取中的地位；③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关注的则是制度性和政治性环境，它影响国家的经济社会行动以及国家治理的质量[13]。人们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和利用，可以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14]。

　　本文将用是否是党员、是否有亲密朋友、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是否从事过非农工作以及是否是农村户籍等指标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状况。它们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机会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从而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①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劳动力通常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并更有可能通过关系网络维持其非农工作的稳定性。②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机会绝大多数来源于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城镇找工作期间以及失业期间，他们将会在老乡、朋友等帮助(如吃、住等生活方面以及就业信息方面的帮助)下，尽快找到新的非农工作，而这种亲友网络缓解了他们找不到工作返乡务农的风险。③家庭社会资本，是先赋性的血缘性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由其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获得的资本，它是家庭成员可以随时调用而引入到职业活动中去的资源[15]。邓肯和布劳(Duncan & Blau)在其“地位获得模型”中曾指出，个体地位的获得既取决于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初职和现职组成的后致性因素，亦受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先赋性因素的影响。父亲教育水平高以及从事过非农工作，更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非农工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亦可降低子女返乡务农的风险。④户籍身份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本文之所以把它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是因为户籍身份塑造了城乡居民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社会网络。因户籍身份的不同导致了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从而在资源可获得性和占有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实际上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机会的获取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其回流到农业部门。据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状况影响其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具体而言：①同未入党的农村劳动力相比较，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较低；②拥有亲密朋友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比无亲密朋友的农村劳动力更低；③父亲曾在非农部门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比父亲未曾在非农部门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更低；④父亲接受的教育程度低将增加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⑤农村户籍身份将增加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