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治”，是此次《食品安全法》修法新增的一个重要原则，修法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阶段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达13余万家，食品流通企业810余万家，餐饮服务企业260余万家，还有难以计数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摊贩等。初级农产品方面则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主要靠2亿多农、牧、渔民散户生产，其中仅养猪户就有6700多万户，是美国的近1000倍，但规模在500头以上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出栏量仅占全国的31.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96.6%。

　　受生态环境水平、产业发展水平、企业管理水平、诚信建设状况等因素制约，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状况仍未根本转变，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扎堆”出现。在此情况下，指望企业作为“第一责任者”来确保食品安全，基本是一种奢望。且不说数量众多的小散企业和食品加工者，就是颇具规模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追逐利润之间也难保不选择后者，如六年前的三鹿集团、今年的福喜公司，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