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广东将全面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直系亲属投靠条件,除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均全面放开,随时办理。

　　此举无疑是户籍改革的进步表现,先不说在多大程度上对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即便因为“投亲”的人性化因素和“全面放开,随时办理”的技术性描述而释放出与民为善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实人们不难看到,在近年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中,放宽户籍政策已经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当中小城市的人口结构和数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对住房、生活消费等需求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前几年河北省就把放宽入户的户籍改革作为京冀两地区域规划“蓝图”和一连串政策的刺激的配套动作,并介绍此举将缓解北京作为特大城市越来越不堪承受的重负。因此,对于广东的二线城市而言,如果说此举将会产生较为明显的经济效应的话,可能首先就体现在房地产的刚需提升,楼价的上升似乎可以期待。

　　不管怎么说,认识到户籍放松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很重要的。对此,我们更应该坚信的是,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在公平性与合理性上存疑的户籍制度,仅仅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必然要不断加以改革的。

　　然而,我们还必须思考的是,“除广深外”这一把广州、深圳排除在放宽入户之外的做法是否真的合理?每当人们想到特大城市面临的种种压力的时候,似乎也能理解相应的“排除”决策。但是,愿意理解的善意并不应抵消应有的思考。首先,特大城市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城市发展决策的失误、城市政绩心态所导致的资源分配合理性不足等等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往往更多是各种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其次,人们都知道任何改革都无法一步到位,但是最起码应该从法理上和共识上明确户籍改革的意涵。但是,无论是积分入户,还是现在的中小城市放宽入户,人们仍然感到一种“放松—维护”的功利心态;当其它地方放松之后,特大城市对户籍制度的坚守似乎就成为了合理的选择。无论如何,由于特大城市的户籍福利非中小城市可比,因此这种坚守只能说明了对福利歧视的坚守。实际上,这不但延续着原有的制度功能,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小城市的户籍改革失去应有的作用。

　　或许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更多的人口进入中小城市的时候,政府部门是否在城市规划、城市资源分配、城市人口福利提升等方面已经作出相应的安排呢?如果仅仅是放宽入户,新来者仅仅获得显性的户籍福利——在中小城市这种福利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题——而在城市公共福利建设、生活与文化资源的按比例增长投入等方面无所作为,恐怕这种户籍“新政”有点像“口惠而实不至”。显然,一个负责任的人口发展政策的任何考虑,都必须与城市公共建设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就更为彰显出来:它改变的绝非仅仅一纸户籍,而将迎来中国社会发展利益与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