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吸收新兴社会阶层参政议政最重要的机制之一。通过使用“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促成入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哪些差异。第二，入选为“县乡级”和“地级及以上”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发现，不管是在较高层级还是较低层级的人大和政协中，经济财富只是门槛，党员身份也不是当选的保证；而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绅”那样去行事，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此经验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财绅政治”这个概念用以概括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现状。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 参政议政 财绅政治

　　一、引 言

　　中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这一“新经济精英”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实力上日益壮大，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诉求。于是，许多学者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是否会引发政治上的激烈变革。然而，基于多年全国性的调查和多项深入访谈，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商界的精英人士不太可能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变革(Goodman, 2008；Pearson, 1997)。与之相反，他们更喜欢使用一些非正式的网络来影响官员(Tsai, 2007)，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称他们为“合作式资本家”(Dickson, 2000)或者“国家的盟友”(Chen & Dickson, 2008)，将这种“正式”的渠道视为所谓“有弹性的威权主义”（Nathan, 2003)的一项主要表现。

　　作为对私营企业家的勉励，同时也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机制，党和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授予私营企业主政治荣誉，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措施中，一个制度化的安排就是吸纳他们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文简称“人大”）或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文简称“政协”）。事实上，虽然“正式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还有党代会和工商联这两个渠道，但人大和政协这两个系统中的私营企业主，部分的因为曝光率高，部分的因为相对党代表的人数更多，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政商纽带时最为主要的对象。一些境外的政治评论家将这两个机构分别类比为“上议院”和“下议院”(Li et al., 2008)。然而这个比喻是不准确的和带有误导性的。我国的人大和政协不仅在功能上没有“上议院”和“下议院”之分，而且在遴选逻辑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笔者将在下一节详析这两套机构以及它们的不同之处。不过另一方面，人大和政协确实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进入这两个机构都代表的是一种信任和荣誉。

　　既然入选人大或政协是一种“政治勉励”，这意味着只有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家可以入选。因此，可以说有两种类型的私营企业家：一是已经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成员的“入选者”，[ 无论是中外媒体抑或是一些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给前者贴上“红色资本家”或者“红顶商人”的标签。然而，这些词语拥有太多的含义，常常是性质混杂甚至被滥用的。它最常用的定义是拥有党员身份的资本家，但是有时任何一个与党和国家有或多或少联系的企业家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如我接下来要论证的那样，党员身份并不总是有助于被选为政协委员。因此，“入选者”这个词在本文中更加合适。]二是没有进入两者中任何一个机构的“普通者”。那些在各种情况下总是成为焦点的“入选者”们，常常也是大众传媒和“商业成功之道畅销书”中最喜欢关注的话题，但这些报道很难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此外，虽然现在已经有大量关于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经验性的文章和著作，但是大多数的定量研究都是以地方性的调查为基础的，很少有研究是在全国的层次上分析谁会被选入人大或者政协。例如，有学者以柳州市1017家企业为个案，研究了企业主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将人大和政协分开讨论，而是合为一体（陆铭、潘慧，2009：73-77）。再比如，李宏彬等人的研究证明了企业历史和企业家的经验都对企业家参政议政有着显著影响，但这项研究也是以地方数据为基础的 (Li et al., 2006)。迪克森被广为引用的一篇论文（Dickson, 2007）也是如此，是以2005年对8个县的调查为基础的。 还有些文章通过揭示“新富阶层”怎样和当地的政治精英合作，提供了关于地方一级“选举”的有趣观察，但这些研究不仅是以定性的个案研究为主，而且主要的兴趣点，也更多地是通过对“地方国家法团主义”之类现象的研究，来揭示地方政商关系的运作逻辑(Wank, 2001；Yan, 2011；Oi & Rozelle, 2000；Chen，2011)。

　　当然，使用全国性数据的研究也广泛存在，但在参政议政这个议题上，许多文章只是单纯的描述或者演绎(Tian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06；Guiheux, 2006；Heberer, 2003)。另一些则强调人大或者政协内部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往往被当做因变量而不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自变量），被用来解释诸如企业业绩、治理结构、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差异(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2008；Hu & Shi, 2009；Kennedy, 2008；Zhou, 2009)。

　　事实上，缺乏针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全国性分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者，很难有机会接近可靠而真实的全国性私营企业主的数据信息。笔者有幸得到了“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团队的支持，被允许使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在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下，笔者得以较为恰当的描述全国层面上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情况。

　　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运用最新的数据在全国层面上进行经验性的评述，而且希望能够在理论上归纳在人大和政协的框架内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情况。此外，本文还将人大和政协分开建模，从而试图避免其他一些研究将两者混合的缺陷。对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分析，也是本文相对于其他一些地方性研究的不同点。总之，正如在后面所总结的那样，本文认为这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可以被概括为“财绅政治”，也就是说，如果在政治和社会上像“绅士”一样行动，当选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其他的因素如经济实力只是一个门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