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坚持吟唱理想——社会转型期诗人的使命和担当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新时期”，作为社会思潮敏感载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当代诗歌，也相应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当代诗歌）的“新时期”，中国当代诗人整体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先锋性角色，他们不仅以诗歌的方式最早发出了觉醒的启蒙声音（比如“朦胧”诗人北岛早期创作的《回答》等诗歌作品），并且以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温暖情怀，复苏了被冷酷政治化年代扭曲与冰冻了的一代人的心灵世界（比如“朦胧”诗人舒婷与顾城整个8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国当代诗人人文精神价值守护者的形象，由此得以充分彰显。

　　新时期的中国诗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理想主义精神与文化思潮的表达喉舌。他们表达理想、追求、信仰主题意向的诗作，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热捧，从“朦胧诗”代表性诗人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以理想主义为精神内核的著名诗歌作品于整个80年代在广大中国读者当中广为流传的现象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新时期的中国诗人在传播积极性与正能量的思想情感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而诗人们理想主义者的社会文化角色定位由此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而在继“朦胧诗”之后崛起的“第三代”部分代表性诗人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西川、海子等人的彰显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经典性诗歌文本中，诗人们理想主义者的文化角色与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巩固。

　　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与期待中，诗人似乎是理想主义的天然歌者，是真善美价值的文化守护人。然而吊诡的是，许多诗人在其作品中一方面热情执着地讴歌理想，一方面却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痛苦、悲观乃至绝望、空虚的思想情绪，程度不同地展示出精神困境乃至精神危机的迹象与表征。有些诗人的精神危机达到了空前强烈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少数诗人以自杀来解决精神危机的极端事件。在上世纪80年代，天才青年诗人海子的自杀事件堪称一个典型案例。究其原因，还在于海子的崇高理想与冷酷现实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海子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凝聚他心血与梦想的长诗作品几乎无人欣赏，遭遇到普遍性的冷遇，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被极大边缘化了，他内心的焦虑感、挫折感与绝望感因此与日俱增，最后累积并演化成严重的精神危机，并以否弃自身肉体的极端方式来试图“化解”它，其中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以海子为代表的一部分诗人的精神危机状况的出现，其实是社会出现转型的一种敏感信号。众所周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遍及中国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其广度与深度几乎超出了社会成员的想象。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市场体制开始初步得到确立，而一个有意疏离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市民阶层与大众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市民阶层与大众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它自身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它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构成了或隐或显的挑战与颠覆。诗人们置身于这一“精神分裂式”的时代环境，其中部分心灵脆弱而又怀抱理想的诗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困境乃至精神危机，就是必然性的结局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诗人们的精神境遇整体上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境。其时，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起来了。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于物质金钱的合理追逐，培养了人们的实用主义人生观与价值观，给人们的现实生存确实带来了诸多的好处与利益，但对于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诗歌与诗人（不是指媚俗意义上的流行诗歌与流行诗人）来说则无异于一场精神的灾难，因为诗歌对于大众而言已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诗人在大众眼里则仿佛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的怪物。简言之，在整个90年代，面对这个全面转型的社会（由传统的政治型社会大面积的向经济型社会转化），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诗歌与当代诗人一道被空前边缘化了。许多诗人（例如欧阳江河）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他们意识到诗人身份的危机感无疑来源于商业的全面冲击与无情解构。在90年代，几乎所有诗人在其作品中都以各种方式触及了“商业焦虑”的时代命题，有些诗篇的名称则直接展示“商业主题”，比如《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欧阳江河）、《商品》（游刃）等，而当代先锋诗人周伦佑在《沉默之维》（1993）一诗中直接诉说了商品对于诗歌的巨大破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