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认为，在比我更年轻的人中，像我这样能够同时理解革命年代和改革时代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所谓的“革命年代”，包括我的父辈们曾经拿性命去拼搏的那个革命战争年代，同时也包括1949年以后的时代；而“改革时代”则是指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交接，在中国当代史上应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也就是从道德意识形态统帅一切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标榜政治正确转移到谋求利益实惠、从“跟着走”到各人走自己的路的大转向。

　　遥想当年，我们从学校到下乡当知青，“革命”一词在我们心目中是那么神圣，“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年轻人为人正派的最主要的标志。我的父母在20多年的“右派”生涯中，也始终坚持自己是“革命者”，是被“误伤”的真正的“左派”，认为他们当年追求的革命理想一字不改地成了整他们的棍子，这里头肯定是“搞错了”。“文革”中的“翻案”失败并进一步挨整，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几十年来所追求的东西是否从一开始就走偏了。然而，从感情上说，他们还是属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朱九思先生和我的父母是同一代人，曾在当时的《新湖南报》同事，我父亲接替九思先生担任报社第三任社长（第一任为李锐）。这都是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50年代初，报社的人际关系和谐，朱正、钟叔河等一大批年轻报人生龙活虎，才华横溢，充满激情，同事之间不称官职，只称“同志”或“老”、“小”，很少官气。那时的领导干部，的确是廉洁，当然也是没有什么可贪的，但也与隔三岔五搞一次“运动”、打一批“老虎”有关。但1957年以后一切都变味了，用李锐老的话说：“周惠到省委不久，便派他的亲信官健平接管了《新湖南报》，将九思调到教育厅”，“官健平在《新湖南报》打了54个右派，基本是编辑部主要人员，成为全国报业之首。后来查清，官健平同他的父亲都是原福建铲共团的杀手，他父亲是负责人。”（《朱九思评传·序一》）《新湖南报》的右派集团案由此真相大白。

　　但我总有点怀疑，当年如果不是重用官健平，而是依靠另外什么“根正苗红”的人来做，是否事情会有本质的不同？显然，问题还可以往深处挖。即使是由于“坏人当道”造成了历史的悲剧，也要追究为什么总是“坏人”当道。即使是九思先生这样的好人，创办华中工学院后不久遇上“反右”，也只能尽量减少一些“误伤”，而不能根本改变什么。“相对说来，华工的‘反右’又还比较平稳。他们的右派人数不是流行总数的5%，而是不到3%。然而即使这样，1980年落实政策表明，除一人因组织政党并从事政党活动……而不能改正外，其余237人全都属于冤假错案。”身为华工的领导，“他的确没办法，但的确有责任。”

　　九思先生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他采取了铁腕手段办学。当然在政治上自己不能“犯错误”，否则再好的想法也不能实现，而会被人扳倒。他的独断专行在华工是有名的，而且事必躬亲，在他手下当干部没有哪个不怕他，学生们背后曾把自己的学校戏称为“华中神学院”。但他的确保持着50年代初共产党人的那种清廉作风。他身为一校之长，自己的儿女却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华工盖教职工住房，他因为自己在省委已有一套旧房子，便放弃了在华工的更好更大的房子。前年我曾去他省委的家看过他，那是一套很小的三室一厅，大约是90年代初建的，住得还不如我的宽敞。在个人私德方面，他无可挑剔。而在事业方面，多年来他如履薄冰，尽量减轻损失、扩充学校的实力，可说是做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能做到的极限。自从他白手起家，到70年代末提出以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追赶的目标，把华工办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并将这种理念传给他的继任者，将没有任何历史积淀的华中工学院折腾成今天在国内外著名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确不容易。九思先生爱才如命，1981年，武汉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他托人带信给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研二的我，请我帮他推荐几位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他那里工作，以组建哲学系。我推荐了黄克剑和陈家琪（这两位今天都是国内哲学界顶尖级的名教授）。可惜的是，不久，他们又相继被迫离开了华工。我常想，如果没有干扰，华工今天的发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恐怕早已实现“国际一流大学”的理想了吧？

　　但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为什么一个如此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脚踏实地的领导干部，辛苦经营几十载，却仍然没有能够把一所大学办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呢？就算是有运动，那些运动的出发点不也是为了让大学的方向更加“纯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克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什么就老是赶不上人家呢？现在有两种倾向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一种是全盘否定当年的理想主义，认为整个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另一种是觉得当初的理想被人为地歪曲和利用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返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表面化的。首先，我觉得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在这方面，我深深理解我的父辈们那些高尚的思想和行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当年的单纯和幼稚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的态度是，既不能抛弃对待历史的理想主义，但同时也要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彻底的反思，研究这种理想主义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如果我们否定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起点，我们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但未经反思地回到起点（且不说能否做到），我们又会陷入新一轮的循环。

　　去年春节，我回长沙看望89岁的老母亲，我妹妹帮她录了一盘延安时代和解放区的老红歌，每天都要放一阵子。那天早上，母亲站在厅当中，突然放开喉咙唱起“兄妹开荒”来。听到她那本色的声音，我的心颤抖了，眼泪涌到了眼眶。但我不跟着她唱，就像我今天已经不再唱下乡时那些豪情满怀的歌了一样。我知道，那些歌代表了她的时代，她的生命，她是在唱她自己。而我之所以不唱，不是因为觉得那些歌不好，而是对我自己的时代和我那时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批判，是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