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以科学的理论内涵和较强的现实适用性，深化发展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其内涵包括：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总体与个体分析相结合，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企业规模与成长的多重规定性。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数理分析或定量分析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也可为国家的宏观管理以及企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 键 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

　　作者简介：李洪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是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增长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2年世界前500强企业名单，中国大陆已有73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3752.1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5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分别位于第6和第7位，所以，对于怎样促进中国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而现实的经济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单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采用静态或比较静态的方法来考察企业的边界及其变动；而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中心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下的企业规模动态演进和成长过程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企业规模变动与成长规律。

　　纵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从企业总体层面，第二层面是从企业个体层面。从总体层面来考察，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从抽象的、历史的、逻辑的关系中揭示了企业总体规模的演进轨迹或企业成长路径，包括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等两个方面。从个体层面来考察，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单个企业由小变大的成长历程，或单个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研究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包括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等三个方面。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两个层面，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体系。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适用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根植于西方企业规模发展的实际，同时又坚持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与成长的基本理论主张，对新经济背景下的西方企业规模变迁轨迹或成长路径做出了新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坚持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从总体层面上，针对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路径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状况，为预测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企业总体的演进路径，为国家和政府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政策建议，为提高中国企业总体竞争能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个体层面上，研究了单个企业的规模与成长的决定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与企业的健康成长，为促进单个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拟对其研究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探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国内外的适用性。

　　二、理论研究的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

　　马克思结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历史演变规律。

　　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引入敦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90年代，周景勤(1995)、张富春(1997)、李石泉和王炜(1998)等讨论并探索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刘灿(1997)、张银杰(1998)、程启智(1999)等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或边界及其扩张理论。

　　周景勤(1995)归纳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认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1)企业的规模决定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2)技术手段的变革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最低资本额发生变化，使企业规模发生变化。(3)企业规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一个不断运行的过程，其基本途径主要有三种主要方式，即资本的内部积累、横向集中和资本的社会化控制。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性质及其本源，描绘了企业从简单协作的企业萌芽阶段演变为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进一步演变成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形态，作为生产组织的企业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张银杰，1998)。

　　在此基础之上，邱海平对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并深入发展，邱海平(2000)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是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产业组织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学深层理论的重大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需要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理论的研究，邱海平(2000)认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不是单纯从技术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解释企业规模及其变动的抽象、一般的规律，而是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的具体特点出发，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性质出发，并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规模变动的规律。在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的基础上，邱海平(1999，2000)总结了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的主要理论观点。(1)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理论。(2)马克思论规模经济——关于协作与分工的理论。马克思的协作与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分工与协作会产生规模经济的优越性；②最优生产规模或企业规模是由规模经济的优越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二力平衡决定的；③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生产技术水平的制约；④社会分工(具有盲目性)和工场内部分工(具有计划性)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并非完全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从而由工场内部分工决定的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社会分工决定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具有同步性；⑤马克思的协作与分工理论中，包含着生产和企业的规模效益同生产和企业分散化和小型化趋势同时并存的辩证论题。(3)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扩大的技术进步(生产力)决定论。(4)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考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或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的历史趋势。此外，邱海平(2001)通过对生产社会化的二重发展与企业规模变化关系的分析，认为生产社会化的二重性及其相互转化，是影响生产规模和企业规模最深刻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最深刻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是从总体层面上对企业规模的变动轨迹或企业成长路径的演化进行分析的，揭示了其内在的动态规律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

　　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认为协作的演进是企业产生的内在原因，而协作之所以会演进，主要在于协作能创造比个体生产更高的生产率，协作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的基础是综合收益增进说(朱富强，2003)。综合收益增进说引入协调的观点弥补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价值增进收益说的不足，而价值增进收益说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归根结底，来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有效劳动价值论(朱富强，2001)。因此，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归属于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范畴。

　　关于企业规模边界问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是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之点；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则从企业核心的生产功能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关键是劳动协调性的提高产生更大的价值，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也就在于企业的边际协调收益与市场的边际协调收益相等之点。

　　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对于企业规模边界的界定只是从企业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一个方面来分析的，一个是从成本角度，一个是从收益角度，因而两者都是不全面的。朱富强(2007)借鉴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对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进行了修补，探究了体现协作系统这一企业本质的社会合理规模界限：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与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相等之点；同时，又借鉴马克思的异化观考察了企业组织发生异化后衍生出来的收益转移效应，即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

　　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或综合收益增进说下的企业最优规模理论表明，企业的最优规模是由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与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相等之点决定。因为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是递减的，而净边际组织成本是递增的，那么，当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低于净边际协调收益时，扩大企业规模可以使总收益增加，因而企业扩大规模是有利的；反之，当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高于净边际协调收益时，表明企业已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得出两个一般结论：(1)即使没有交易成本而只有管理监督成本，或者说净边际组织成本是正的，企业也有兴趣由自己来生产产品，只要自己的生产具有足够高的协调收益；(2)即使没有管理监督成本，即净边际组织成本为负，企业也可能向其他企业购买而不是自己进行生产，只要自己的协调收益足够低，或其他企业的协调收益足够高(朱富强，2007)。

　　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以企业总体协调演进的观点，探讨了单个企业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潜在机制，从而揭示出企业规模总体层面演进的内在逻辑。

　　(三)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

　　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因素，即企业的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马克思认为企业规模大小除取决于生产成本，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李石泉和王炜，1998)。“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因此“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其次还要看制成品自身的性质以及制成品的市场需求状况，例如钟表与扣针两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就不会完全一样。再次还要考虑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分工发展程度。采用手工技术与采用机器技术，其生产规模也不会完全相等。马克思一般认为，在机器生产基础上和市场竞争作用下，大企业优于小企业。“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马克思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线，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原因，并把企业规模的大小看做是技术、协作、资本、市场、利润等多种基本经济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张银杰，1998)。马克思在企业规模决定上的多因素论，比企业规模决定上的单一因素论(例如交易费用论)，更能解释现实经济中企业规模参差不齐的现象，更能说明为什么同一行业内和同一市场上的各个企业也会有大有小的事实。

　　黄泰岩和王检贵(2000)通过吸收借鉴其他西方企业规模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新古典厂商理论以及现代企业理论，来研究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包括收益、成本和不确定性，即三元决定论。综合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以及其他企业规模理论，结合现实经济现状，陈小梅(2004)也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多元化的，既有出于收益成本的考虑，也有企业资源限制和公共权力制约，还要受到风险因子、经营者利益因子的影响，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的规模经济观念，企业规模呈现趋大和趋小“双向协同”的发展趋势。因此，决定企业规模的因子包括收益、成本、资源、风险、公权、经营者利益和信息化七因子，即七因子决定论。所以，企业的发展应当综合考虑企业规模的多元决定因素，确定适当的规模，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倾向于单个企业层面的考察，指出现实中影响单个具体企业规模大小和企业成长的多重因素，既有企业自身的因素，也有其外在因素，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决定企业规模动态演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或技术的进步，这与对企业总体层面的考察是一致的。

　　(四)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动机和目的是尽可能多的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是资本自行增值的主要途径。单个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为企业的成长，而企业成长的动力来自资本的张力或潜能。李劲竹和王丹(2006)在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和成长理论的文本考察中发现，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剥削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差额的大小以及可变资本的伸缩性等方面影响着资本扩张，在流通过程中流通时间的扩大与缩小影响资本的效率和价值的增值，因此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过程中均具有资本扩张的潜能，资本的潜能影响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及其成长。张海妮和钟思远(2007)从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购买、生产和流通)分别考察了影响资本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因素，即资本的张力，概括出资本张力主要有劳力、土地与科学和技术三个。资本规模扩大或企业成长的内在机制在于资本张力(潜能)的利用与实现，即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包含了对马克思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文本考察，坚持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对个体层面的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提供了文本研究线索，也为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企业管理具有二重性：既具有与生产力、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性，又具有与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性(蒋一苇，1980)。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就有学者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管理思想，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企业管理职能的二重性曾被视为是马克思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朱蔚文，1983)。一般认为，马克思企业管理的二重性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①第三卷第431页：“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以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对企业的性质、管理的职能、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设备和折旧费管理、销售管理、劳动人事与工资管理以及企业成长的管理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蒋一苇(1979，1980)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二重性”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问题的理论框架：“企业本位论”。陈永志(2007)梳理和重温了马克思关于企业管理的职能、性质和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管理的特点等管理理论，并揭示了在新科技革命作用下当代企业管理出现的新特点，这是对马克思企业管理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的企业管理理论为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必须首先要使他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企业要发展，还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实行扩大再生产，并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其资本有机构成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必须改善经营管理，缩短资本周转的时间，实现企业利润极大化(黄华，2005)。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企业管理的职能也越来越重要，加强企业管理，科学合理地组织和规划企业的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是保证企业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和持续成长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倾向于从单个企业层面进行考察，是个案研究，但又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企业总体层面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