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当作他法哲学的出发点,试图通过“绝对精神”自身的运动发展解决政治国家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相互对立的问题。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将感性的人,而非绝对精神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思想,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破除理性主义的政治国家观,确立世俗社会国家观,进而为社会—政治批判寻求新的哲学基础。但是,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实现方式相差甚远,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理解始终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前人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但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批判眼光。
关键词:马克思;城邦;公民;政治;希腊;利益;批判;市民;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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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简单细胞商品开始,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为标志,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非自由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共产主义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构想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期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深入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兼备了价值性与科学性。但从学术界当前的研究来看,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全方位解析相当不足,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来源的考察更是严重缺乏。研究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有必要按照历史脉络及逻辑演进、自上而下地梳理马克思曾受到过何种“已有思想材料”的启示。研究发现,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精神、空想社会主义的公共理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共性反思及自由主义的公共性理念。
一、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精神
公元前8-4世纪的古希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城邦林立的独特政治景观和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构成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些最基本要素都可以在城邦这个摇篮中觅得踪迹。正是在城邦背景下,希腊人赋予了“民主”最原始的涵义。在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中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个古希腊原型。学者斯拉文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历史雏形。”就公共性这一主题而言,古希腊文明对马克思思想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上。
古希腊的世界观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这种世界观尽管朴实,但却为人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必须的本体论支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古希腊的世界观概括为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一)真正的人是公共的人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与古希腊的认识有很强的相似性。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人是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存在。
1.从人进行公共活动的内在需求看,“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按其本性必须过城邦生活,因为城邦代表了“至善”,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善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这种抽象化诠释传递出的信息是,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完善自己的必要前提。但在自我实现之前,城邦时代的公共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安全性的需要。这是由城邦的特殊形成背景和存在形态造成的。城邦一词源于“卫城”(acropolis),意为“高的要塞”,与不设防卫的乡村相对应。迈锡尼王权覆灭后,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完全破碎。人口的增长和移民浪潮使氏族内部出现分化、混居;各部落之间冲突的加剧导致了联合的需要和内聚力的加强。移民城邦、种族征服和自然长成是城邦的三种主要类型。
小国寡民是城邦的显著特征。典型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重心,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落组成,与其他城邦之间往往有山河海洋为自然边界。还有如斯巴达那样不存在城市,只有村社联合的城邦。一般城邦的面积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总人口在数千人。城邦领土的狭小及公民集团的封闭性带来了城邦内部异常紧密的生活。公民把城邦视为整体,自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份子,公民的全部生活都属于城邦。公民与城邦是浑然一体的,“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于是,城邦由于有了公民而成为城邦;而公民则在城邦的庇护下生活。公民与城邦的联系非常真实,城邦繁盛,得益的首先是公民;城邦遭难,他们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城邦在,公民存;城邦灭,公民亡。因此,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与其说是一种自觉,还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为感受到了公民身份的可贵,因此格外地珍惜这份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