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日益遭受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侵蚀之际，沙夫回到马克思，重释马克思主义。他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为核心，详尽考察了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历史认识论，切中要害地指出了这两种历史认识反思的哲学前提的局限性，由此，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立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能动主义”的认识关系模式，讲明了历史认识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客观性。可以说，沙夫的工作不仅澄清了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遮蔽的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为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 历史；真理；实证主义；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笑夷（1979—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0AKS005）和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后现代历史观研究”（项目编号：13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亚当· 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沙夫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解释。20 世纪60 年代，在波兰乃至整个东欧的社会科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态势：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征。由此导致了苏联、波兰和东德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客观性，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自然科学。在这一形势下，沙夫对这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积极的批判，努力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解释，并试图进一步重申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的具体特征。在1970 年出版的《历史与真理》一书中，沙夫就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批判了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历史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前提和真理观念。

　　一、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认识论前提批判

　　从19 世纪至今，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一直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反思领域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们对于历史认识和真理问题的理解在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利奥波德· 冯·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的兰克学派无疑是实证主义流派的代表。就历史研究而言，该学派倡导“如实直书”，即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按照事物真实发生的情况来“如实地”反映和呈现事实发生的真相。为了做到这一点，兰克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并且只有依靠历史事实目击者的文字记载才能达到“如实直书”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原则和目标，由此历史学才能跻身科学之列。兰克在19 世纪30 年代所形成的“如实直书”观念与自然科学在19 世纪的空前发展是分不开的。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关于社会事物的科学认识的兴趣和愿望。他们希望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从而使其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控制，并与文学、艺术分道扬镳。因此，兰克的“如实直书”观念一经提出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支配西方史学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兰克也因此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E.H. 卡尔对此曾这样描述道：“19世纪是一个注重事实的伟大时代。⋯⋯19 世纪30年代，当兰克合理地反对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学家都像念咒语似地吟唱具有魔力般的‘如实地说明历史’的词语向历史这一战场进发。”［1］89

　　然而，在实证主义历史观独步天下的四十年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反对实证主义最为尖锐的理论流派。“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们对我们所发现的历史事实进行鉴定必定是以指导研究的信仰和预设来决定的。”［1］5 现代主义强烈批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能够“无恶无好”地如实反映历史事实的立场，他们认为，击败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正是它自身的前提假设。兰克学派追求一种完全基于文献研究的“客观的”、“实证的”、“无党派性”的立场，然而实际上却怀有一种特殊的“泛神论”，认为历史是“上帝的显现”、“神在世界的过渡”。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还专门列举过兰克在定期出版的《历史政治》杂志中表达的观点的党派性，并评价说：“顽固地忽视历史中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任何历史著作违反欧洲保守派利益的兰克，可以被视为19 世纪产出的最具‘党派性的’历史学家之一。”［2］78 美国历史学家尼尔斯· 里德（Conyers Read）对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两种历史观之间的论争描述如下：“一些历史学家把过去视为可以通过勤奋和公正的评价按照其实际发生而描述出来的客观现实，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仅仅把过去视为现在的观念和利益投射于积累起来的记忆经验之上的结果。前者把过去设想为已完成的、完备的并且不会变化的东西；后者把过去视为类似透过一个暗镜得到的光，有色眼镜既是半透明的同时也是反光的，从其中通过的光线和被反射回去的光线不能很清晰地被区分开。”［3］289 对于实证主义流派来说，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充要条件是把已完成的、不变的事实收集起来，历史自会从中自行呈现。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把历史视为完全结构化的现实存在的历史观念是神秘的形而上学。现代主义主张，历史不是客观的事件，历史是历史学家创造的客体，它是精神的产物，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灵中重新再经历的一种经验，而历史学家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史料的选择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色彩的。因此，历史是现代的利益和需要投射于过去的结果。也就是说，“现时代的社会利益和需要制约着理解过去的方式、事实的选择，因而也制约着所形成的过去的映像”［4］111。面对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持久争论，沙夫认为，对历史学中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是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自觉的和批判的哲学反思是解决该问题不可或缺的前提，“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像其他学科的专家那样意识到这一事实，无论他们是否承认哲学在他们研究中的作用，他们对认识过程的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真理问题都源自于哲学。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历史学家的观点被强加上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并且哲学首先要对它们负责”［4］47。沙夫指出，把历史区分为“事迹”（res gestae）和“对事迹的描述”（rerum gestarum）才导致了各种历史观所根植于其中的认识论前提的差别。这种区分实际上设定了这样一种哲学前提，即外在于任何认识心灵并独立于它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有别于关于这样一种实在的认识。

　　由此，沙夫从认识过程中“主体”、“客体”和“知识”三要素的关系出发区分了这两种历史观的认识模式。就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来说，首先，认识主体，即对事迹进行描述的历史学家与认识客体，即历史（“事迹”）是完全分离和相互独立的。“事迹”是客观的、已完成的和不变的客观存在。其次，认识主体在认识关系中是一个被动的、直观感受的要素，它只是一个记录外部刺激的工具，机械地对认识客体进行复制。最后，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能够做到公正、“无恶无好”，并能消除和克服主体的一切社会制约。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则根植于完全相反的认识模式。首先，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没有已完成和不变的客观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不是被动地、机械地观察、收集客观材料，而是在心灵中重新再创造过去。就历史是为人所认识的来说，它是客观的，就人重新再创造过去而言，它又是主观的。其次，也正因如此，在现代主义的认识关系中，认识主体从来就不是被动直观的，而是能动的。最后，因为主体在历史认识中发挥能动作用，所以历史学家的认识和“介入”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始终是受社会条件制约和带有党派色彩的。

　　沙夫坚决反对实证主义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以机械的反映论的认识关系模式及其被动直观的主体观为基础的。这一点恰恰也是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反叛”的原因所在。沙夫认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已经由现代主义完成了，现代主义正确地指出了实证主义的错误，他无须赘述。尽管他基本赞同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所做的批判，然而，这不等于说他同意现代主义的观点。相反，沙夫明确表示反对现代主义的立场，他批判现代主义把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现代主义历史观所依据的认识论前提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能动主义的认识关系模式。为了阐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沙夫详细分析了现代主义流派的观点及其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