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尧典》作为《尚书》历史的开篇，标榜尧舜禅让之盛事，在儒家政治伦理学和历史编纂学中具有开宗明义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奠基石。但此篇虽属《虞书》，却并非唐虞历史之实录，而是战国时期儒家知识分子综合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神话“创世纪”。顾颉刚早已指出了《尧典》中材料的神话来源，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尧典》文本构成和情节结构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其神话意蕴。

　　【关 键 词】《尧典》/顾颉刚/创世神话/历史编纂学

　　【作者简介】刘宗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一

　　《尚书》是五经之一，历来为儒家奉为圣书，它所确立的由唐、虞、夏、商、周诸朝代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古史谱系，历来都被当成毋庸置疑的信史，它所标榜的尧、舜、禹、汤、文、武诸位勤政爱民、平治天下的圣王，历来被儒家视为政治和道德的典范，可以说，《尚书》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和儒家历史观的基础。尤其是其首篇《尧典》，标榜尧、舜选贤禅让、任德使能、教化天下的德政故事，更受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的推崇，其中所记尧舜禅让的故事也历来被视为唐、虞盛世的真实史实。尽管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尚书》中某些内容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清代学者阎若璩等人更是一举揭穿了《古文尚书》之伪，但是，《尚书》所建立的古史系统却并未受多大影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在启蒙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史学观的鼓动下，并受到西方神话学、民俗学的启发，用全新的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包括《尚书》在内的古史文献，才彻底揭穿了《尚书》中《虞夏书》诸篇的伪史真相，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古史观。

　　在儒家历史观和政治哲学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尧典》，首当其冲地成为顾颉刚攻击的对象，顾颉刚先生一生对《尚书》研究孜孜不倦，对于《尧典》尤其再三致意。除《尧典著作时代考》(1931年)、《尧典著作时代问题之讨论》等论文之外，顾颉刚先生在1920、1930年代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尧典》一直是其研究的重点，在上述论文和一系列《尚书》研究讲义中，顾颉刚从《尧典》的思想内涵、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成书年代、材料来源等多个方面，点破了它的造伪痕迹，揭示了它与神话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经过顾颉刚先生的抉发，《尧典》的神话底蕴暴露无遗，实际上，《尧典》那些历来被视为信史的尧、舜事迹，举凡羲和观象授时、鲧治水、尧舜禅让、巡守四岳、制礼作乐、流放四凶、虞廷命官等等，许多都是源于《山海经》、《天问》等文献，原是上古时期口耳相传的古老神话，《尧典》中的人物，尧、舜、禹、丹朱、共工、鲧、契、后稷、皋陶、垂、益、夔、龙等，也无一不是来自于神话中的人物，《尧典》的作者出于历史编纂的目的，抹杀了这些故事和人物原有的荒怪色彩，将瑰奇的神迹转化为平实的行事，将非凡的神明打扮为人间的圣贤，让禹、丹朱、共工、鲧、契、后稷、皋陶、垂、益、夔、龙这些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神奇祖先或神话人物，在舜的朝廷里济济一堂，并按照儒家道德和时代精神的需要将这些故事的时空顺序打乱，捣乱千秋，随意拉扯，谱写出一篇关于上古黄金盛世的华丽史篇。《尧典》的作者对原始的神话素材上下其手，恣意改造，在编造了伪古史的同时，也埋没了真神话，顾颉刚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揭破《尧典》伪史面目的同时，也恢复了其作为神话的本来面目。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由于顾颉刚先生打破伪古史的学术努力，让他“发现”了中国神话，将久已堙埋于历史假象之下的古代神话重新打捞出来，为中国现代神话学奠定了基础，顾颉刚先生因此也成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开创者。

　　顾颉刚先生的《尧典》批判所采取的仍主要是乾嘉学者辨伪《古文尚书》所采取的方法，即文献考据或文本疏证的方法，关注的主要是文献的、史料的层面，着眼于从文本的裂痕中揭示出文本的异质性，将原本看似天衣无缝、光彩夺目的七宝楼台拆解、打碎得不成片段，并把这些片段在其他文献中的来源给一一抉发出来。然而，要真正地揭示一篇“伪史”文本的成因，仅仅找出其中素材的来源，事情还只是做了一半，解构之后，尚需重建，即揭示出作者赖以将那些来源不一、性质驳杂、意义参差的材料组织为一个结构完善、逻辑自洽、脉络清晰、意义明晰的文本的意义逻辑。正如文与可画竹先有成竹在胸、工匠盖房子心中先有蓝图一样，历史编纂者在讲述乃至妄造历史故事之时，心中也必定已经有了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结构模式，古代的历史编纂者较之现代的历史编纂者，更加依赖此种先验的结构模式，正是这一结构模式使他有可能将那些原本散乱错杂、头绪纷纭的现成史料，加以改造、打磨、裁减、润色、熔炼，然后编制成一个血脉连贯、首尾呼应的故事，在这一结构中，那些原本各有其语境和意义的片段，获得了全新的语境和意义。

　　在这一方面，历史编纂者和讲故事人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讲故事者从其特定的目的(意义)出发，从众多散乱的母题(motif)中挑选一些合宜的母题，然后按照某个现成的情节类型(plot)将这些萍水相逢的母题融炼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故事整体。历史编纂其实就是讲故事，故事家按照既定的情节类型将众多各不相干的母题组织为故事，历史编纂者则遵循固有的叙事模式将众多散乱的史料组织成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顾颉刚先生“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方法才能够成立，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自己收集、研究孟姜女故事，目的正是为了研究古史，用故事的生成、结构和演变规律去印证古史。正是先验的情节结构或叙事逻辑，才使讲故事和历史书写成为可能。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情节一直就是叙事诗学分析的核心。但是，受实证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历史写作一直被视为一面直接再现历史真实的镜子，史学家一直将史料之可靠如否作为学术分析的焦点，而对历史叙事的情节则视若无睹。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正是在叙事诗学的启发下，指出了在历史书写中存在着固定的情节类型，因此将关注的焦点从历史文本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关系转向了历史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实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哥白尼转向”，从而开创了“叙事史学”的研究范式。

　　顾颉刚先生是一位极具理论洞察力的史学家，在他的“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史学方法论中，“叙事史学”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但受清代考据学和实证主义史学观的影响，他在对古史文献的批判中，仍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史料的甄别与辨析上，对于历史编纂中的情节构成，虽偶有涉及，却非所思存，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关于《尚书·尧典》的研究中。他对《尧典》的证伪，继承了清人《古文尚书》辨伪的传统路数，即将其内容在其他文献中的出处一一予以钩稽、疏证，披露其拼凑、弥缝的针脚，使其作伪之迹无所遁形。至于《尧典》赖以将诸如此类的“史料”予以组织、熔炼的内在逻辑或者情节结构，则未深加追究。可以说，顾颉刚先生关于《尧典》的神话学研究，虽已“破局”，却尚待“收官”。

　　故事的情节类型关乎“如何”(how)讲故事，而“如何”讲故事则取决于“为何”(why)讲故事，即讲述者想通过这个故事传达何种意义、实现何种旨趣。《尧典》在《尚书》中的“开篇”地位，就决定了它的旨趣，即为《尚书》的上古历史提供一个时间的开端和道德的基点，《尧典》就是《尚书》历史的“创世纪”。《尚书》中虞、夏书诸篇，尤其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为首数篇，与后面的商、周诸篇的文体性质截然不同。商、周诸篇往往以诰、誓、命为题，多系历朝先王先公所发布的政令，其中有些可能系史官世代保存、流传的朝廷文书，有些则可能出自后人的仿作、拟构，这些真真假假的历史文献被后人汇编为书，只能算是初级的史料集，尚算不上成熟的史传文本，因为它们只是些散乱的保存着过往陈迹的记事，而非通古今之变的叙事，没有对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一个朝代的兴亡盛衰的历时性叙述，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历史编纂学。相形之下，《尧典》则大异其趣，它以尧舜禅让的故事为枢纽，贯穿唐虞二代的承接交替，通过对唐、虞二代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追溯了一系列重要政治制度的来历，宣扬了儒家任人唯贤、德怀天下的政治理想，是一篇具有明确的历史编纂意识的史传文，尽管就叙事技艺的圆转、历史编纂的规模等而言，还远远不能与后来的《左传》、《史记》等鸿篇巨制相比。《尧典》文体的叙事性，足以证明它是有意著史的产物，是在明确的历史意识的指引下，综合各种传世史料编纂创作乃至虚构而成，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历史时间提供一个开端：在战国早期，人们所知道最古老的“可靠”历史就是从尧舜开始的，尧、舜是儒家祖师孔子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历史人物，因此，那个时候的历史编纂学就只能从尧、舜开始，《尧典》就是当时人心目中华夏时间的起点，就是华夏历史的“创世纪”，它在《尚书》中的地位，正如《创世纪》在希伯来《旧约》中的地位。《尧典》既然是作为创世纪而出现，那么，可以想见，《尧典》的叙事也必然按照创世纪神话的常规情节套路而展开。

　　历史叙述必须“从头说起”，因此，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有其创世纪。创世纪是对时间的开端、世界的来历和各种事物、制度的起源的解释。由于世界万物的来历远非人类有限的智慧所能及，由于漫长的史前岁月早已湮灭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渺茫难知，因此，此种追本溯源的话头往往充满了大胆的揣测和狂放的想象，荒诞恢诡，虚妄不实，因而才成其为“神话”。各民族的创世纪尽管风致各异，但是，由于它们的目的都是解释世界的开端和万物的来历，这就决定了其内容和结构大同小异。就内容而言，各民族创世纪都对天地的开辟、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起源、人类的诞生、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来历等等源头性问题津津乐道。就结构而言，各民族史诗基本上都具备下面几个顺序展开的关目：(1)创世：混沌初开，创建宇宙秩序和世间万物；(2)崩坏：因为种种原因，宇宙秩序遭到破坏，世界陷入毁灭；(3)二度创世：宇宙秩序的破坏者得到惩罚，世界得以重建；(4)建立人间秩序：神或圣王在拯救世界之后，着手建立政治、社会、家庭等人间秩序，历史从此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史记载的历史。

　　创世纪或创世神话的情节结构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环节是所谓“二度创世”。各民族创世神话中，最初创造的世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因为某种原因而陷入混乱或毁灭，天崩地坼，人类濒于灭绝。此后，复有神明、英雄、贤人或普通的小人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重新缔造宇宙，恢复一度陷入混乱的世界秩序和人间秩序。从此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天地各居其位、诸神各司其职、万物各安其命、制度井然有序的现实世界，是谓神话学所谓“二度创世”。

　　创世神话中，导致世界的毁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人类的繁殖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世界的崩溃，或者是由于人类狂妄自大不把诸神放在眼中招致诸神的报复，或者是人类道德堕落引来了凶猛怪兽攫食人类……但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导致世界毁灭的最直接原因，或者造物者用来毁灭世界的最便当手段，却往往是洪水泛滥，因此，洪水神话以及洪水后人类再造故事就成为一个流传极为广泛的神话母题，成为很多民族的创世纪中引出二度创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环节。

　　实际上，正是《尧典》中那场在尧、舜之际突如其来地爆发的“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大洪水，让人不由地将它与创世神话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