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磊，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不平等； 朱志勇，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校教育与社区/社会发展(北京 100875)； 王思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个体的教育过程与经历会影响其今后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的获得，在此教育过程中，择校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同伴交往进而影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呢?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微观层面考察“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择校是否影响其成长的“圈子”以及产生哪些同伴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学校教育阶段的提高，通过各种方式择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对个人的择友标准、同伴圈子构成、同伴交往关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处于不同的“圈子”当中并不必然对个人的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研究从同伴视角证实了择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关 键 词：择校 群分效应 同伴效应 身份认同 就近入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的择校行为研究”(13JDJYC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的代际传导机制及相关政策研究”(71203014)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10YJA880201)的部分成果，同时本文也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201308110030)的资助。

　　一、择校与同伴效应

　　择校研究是国内教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择校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公平的影响(邬凌羽，2010；吴遵民、沈俊强，2006)。二是家庭择校方式、择校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在禁止择校的政策之下，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变相的择校方式(曾晓东，2010)，例如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通过政治资本而择校(叶晓阳，2012)、通过社会资本而择校(周群力、陆铭，2009)。调查表明，家长更偏好各种可以控制的选择学校的手段，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电脑派位入学最不偏好，并且在择校态度上存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曾晓东等，2014)。第三类研究则关注如何解决、治理择校现象。比如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借鉴国外择校治理的经验(丁笑炯，2012；刘涛、范国睿，2011；曾晓东，2010)，或者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分配政策进行解读，从政府行为分析、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择校问题的解决出路(董辉、卢乃桂，2010；刘大力、林小英，2010；曾晓东，2010)。总体而言，尽管有关择校的研究很多，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择校对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教育发展路径的影响。

　　尽管同伴效应是国外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个持续热门的前沿问题，但是与作为热点话题的择校研究相比，此类研究在中文学术界非常少见。国外学者有关此话题的研究大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个体的同伴构成(例如在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地域、能力上的分布)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Angrist and Lang，2004；Carman and Zhang，2012；Ding and Lehrer，2007；Imberman et al.，2012；曹妍，2013；杨钋，2009)。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同伴关系对个人的教育发展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对行为、价值观、身份认同的影响要大于对学业成就的影响(Sacerdote，2011)。然而已有研究仅仅通过对同伴在某些特征上的构成或表现来度量同伴效应，缺乏对同伴交往方式、身份认同模式场景再现般的描述，而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恰恰是同伴对个体施加影响的机制。

　　本研究认为，与电脑派位或者房地产改革之前的就近入学相比①，通过各种择校方式入学的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圈子在家庭背景上更加同质化，这对于来自“名牌学校”、“重点学校”的学生而言尤其明显。因此择校会加剧交往同伴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群分现象”(sorting)。而不同的同伴圈子又会因为异质性的同伴效应对个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偏好、品位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人们倾向于和自己拥有相近背景的人密切交往，由此产生了一个个内部开放但是对外封闭的“圈子”，也即拥有相似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群分效应”(冯皓、陆铭，2010；陆铭、张爽，2007)。在每一个“圈子”里，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又形成、改变或强化了“圈内人”的身份认同。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圈子内部的人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了“同伴效应”。

　　在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下，如果不存在任何择校方式，就学机会就会完全按照初始的家庭居住地分配。在住房尚未市场化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居住空间的分布相对而言比较均匀——各种阶层的人往往混合在一起居住。因此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其同伴圈子的多样性程度较高。换言之，在不同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的差异性虽然存在但不会很大。但是，“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仍然存在各种择校方式。一个典型的方式就是“通过买房而择校”(冯皓、陆铭，2010)，这在住房市场化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为普遍。在房地产市场与教育市场联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②，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聚集在好学校周围，垄断性地占有优质教育资源，而普通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一般家庭，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群分现象——在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其伙伴圈子明显的异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比如针对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重点小学和初中周边的学区房住户，其家庭的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显著高于城市其他地区住户(方长春，2011)。在此背景下如果是就近入学的话，不同类型学校的同伴群体在家庭背景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择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过程中的群分现象，由此导致在不同的“圈子”中接受教育可能会面临不一样的同伴效应，从而对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我们根据“目的性选择”的标准选择了30位(男生12名，女生18名)在北京就学的研究对象。这30位研究对象均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的“土著”，在北京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出生年份为1985-1991年，其小学入学年份为1991-1997年，因此全部属于“就近入学”政策下的求学个体。研究对象的家庭户口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怀柔、房山等10个区。父母工作单位以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国企为主，也包括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无业者。

　　在资料搜集层面，我们首先邀请研究对象填写关于个人求学路径的半开放式调查问卷，共计回收30份有效问卷。问卷除了了解研究对象的个人和家庭背景基本情况之外，重点按照时间顺序询问了研究对象小学、初中、高中的求学路径，特别是受访者的择校情况、日常伙伴交往情况和学校内的师生关系。对于择校情况，问卷通过“实际居住地”、“户口所在地”、“学校名称”、“就读方式”、“转学情况”等问题进行考察。对于伙伴圈子以及研究对象的感知，问卷通过“对自家生活水平与同学相比较的感觉”、“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的情况”、“课余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对学校环境的评价”、“毕业后是否频繁联系”等问题进行考察。

　　然后，针对问卷当中主观感受性的问题，我们与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记录访谈内容，访谈以结构性访谈方式为主，重点考察研究对象对就学环境中人际交往圈子的评价(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以及对同学的评价)、对择校的态度以及伙伴圈子对受访者成长的影响等。访谈主要通过以下问题得以开展：“评价老师对你的影响”、“说说同学或好友对你的影响”、“择校或非择校的求学路径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会考虑购买学区房以及原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