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天平，段晓敏，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1

　　杨天平，男，江苏盐城人，浙江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管理学教授，博士；段晓敏，女，四川内江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本文以SSCI数据库中《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等5种期刊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可视化和统计软件，对2000～2013年间5种刊物所刊载的3,492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集中于教育政策和政策的具体实施，以及社会公平和卓越发展三大类；高产作者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沿海；5个学术群体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政策和领导力的影响、教师质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行动研究等内容；研究前沿主要涵括领导力对学业的影响、女性参与教育管理、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和分布式领导等方面。

　　关 键 词：美国 教育管理研究 热点主题 学术群体 研究前沿

　　自1875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第一本有关教育管理的著作《论学校督导》问世至今，美国教育管理研究已经走过一百多年历程，其发展不仅迅猛，而且在国际教育管理研究中确立了强势地位。本研究主要对2000～2013年间《教育管理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教育评价和政策分析》(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教育领导》(Educational Leadership)、《菲·代尔他·卡潘》(Phi Delta Kappan)5种期刊在SSCI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探究和揭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学术群体和研究前沿。在WOS数据库中，以期刊的名称搜索，起始时间为2000年1月1日，截止日期为2014年1月7日，按以上期刊顺序搜索出的文章(Article)数量依次为：237篇、241篇、363篇、1,346篇、1,305篇。

　　一、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在“某一时间段，有内在联系的，数量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1]通过Bibexcel对高频关键词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统计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共词分析的一种，其原理是对一组关键词或主题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而高频关键词的聚类结果能够通过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亲疏程度，揭示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教育管理的主要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笔者在1,507个关键词中选取频次大于10的34个高频关键词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由图谱中可以看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一共形成了三个大类，并且大类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个聚类主要以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政策实施、联邦政策等关键词组成；第二个聚类主要由领导力、社会公平、校长、教学等组成；第三个聚类主要由责任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分布式领导、择校、特许学校、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学生成绩等组成。

　　从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可以看出，教育政策相关的内容是近10年来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说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美国教育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影响力逐渐深入，美国总统候选人更是在竞选期间争先提出吸引民众注意力的教育改革方案，老布什政府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克林顿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乃至之后的小布什政府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都延续并加强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的影响力。奥巴马在竞选阶段的时候，就曾发表了12次关于教育改革的演说并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育智库，以使美国民众相信在他的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教育可以走出此前十年的僵局。[2]

　　另外，社会公平和公正仍然是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要方面，这主要与美国学校“力争上游”的抱负、日渐多元化的人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近来严重的经济危机[3]相关。而追求卓越，为美国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不仅能为学生奠定成功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能帮助美国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实现梦想。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对弱势群体的权益进行保障，如设立“特殊教育资金”、“弱势中小学教育补助金”[4]等项目，用以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为了使各州的教育均衡发展，也为了让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奥巴马在《改革蓝图》(A Blueprint for Reform)中也明确了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到2020年，“不论收入、性别、种族、语言背景还是残疾状况，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从高中毕业并做好升学或就业准备”。此外，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公平责任制(fair accountability)除了将学校列为责任主体之外，还将追究没有落实学校任务的学区乃至州的责任。[5]这些目标和措施体现了美国对教育公平的诉求，并有利于具有分权传统的美国凝聚起来，促进美国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美国教育管理作者共被引关系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科学计量学家斯莫尔(Small)、格里菲斯(Griffith)，以及苏联信息科学家玛莎科娃(I. V. Marshakova)分别提出共被引分析方法和作者共被引分析方法(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ACA)，这两种方法主要通过分析不同作者发表的文献被其他论文的作者同时引用的频次，从而确定作者之间研究方向的距离。[6]以下我们将从高产作者地理分布及作者共被引关系来进行分析，以从中挖掘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作者及学术群体。

　　(一)高产作者地理分布

　　通过Bibexcel统计，2000年至2014年1月共有3,969位作者在5种期刊上发表文章，说明美国研究教育管理的队伍之庞大。笔者选择发文频次大于5的作者，使用GPS观察仪工具绘制出高产作者地理分布图。

　　可以看出，美国东部和东西部沿海是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作者的主要分布地点，而且东部沿海地区是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作者聚集的重镇，中部和西部的研究作者呈相对零散分布状，但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说明教育管理研究在美国呈现一种全面分布的状态。

　　从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作者共现地理分布图中可以看到，东西部沿海之间的合作十分密切，这得益于现代信息社会的优势，遥远的距离并没有阻隔美国教育管理研究者的紧密合作。另外，从图中也能看出，东部沿海的和临海的作者之间也有很密切的联系。但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到，美国中部地区不论是在作者地理分布的数量上，还是在与其他地区作者的合作程度上，都要比沿海地区更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区域。

　　(二)作者共被引分析

　　通过Bibexcel的引文统计发现，在3,492篇论文中，共有46,298条引文记录，共有18,833位作者被引证，总的被引频次为51,907次，平均每位作者被引频次为2.76次，这说明在美国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活跃着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笔者将前48位高被引作者代入Bibexcel中进行两两合作的组合，形成原始共被引矩阵，然后将其转化成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将作为之后的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的对象。聚类分析采用系统聚类里的离差平方和法和欧式平方距离，而标准化方法选择Z分数，再结合因子分析进行降维和主成分分析以得出每个因子和作者群在总体中的比重。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作者共被引频次矩阵进行分析，因子个数的确定采用特征值准则。通过因子分析，作者共被引的因子数削减为8个，能够解释全部信息的92.022％，其中前三个因子就已经达到了总成分的59.282％。多维尺度(MDS)分析通过低维空间展示作者之间的联系，并利用平面距离来反映作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本次研究的Stress值等于0.13270，RSQ等于0.94796，反映了较强的适合度。

　　结合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之后的结果，最终将学术群体归为五个大类。

　　第一个学术群体以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 M)、墨菲(Murphy J)、泰克(Tyack D)、里斯伍德(Leithwood K)、迈尔斯(Miles M)、斯皮兰(Spillane J)、马尔扎诺(Marzano R)等为代表，主要研究教育政策和领导力的影响。

　　里斯伍德是教育领导力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主要撰写了有关领导力对于学生学习影响的相关文献，包括与瓦尔斯特伦(Wahlstrom Kyla)合著并于2004年出版的《领导力如何影响学生学业》(How Leadership Influences Student Learning)。该书是一项历时5年，花费35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的其中一部分，研究结果不仅描述了成功的领导力实践分别在州、地区和学校层面的影响，还证实了领导力在对教师行为指导之后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斯皮兰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分布式领导，他在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影响力，比如他于2006年出版的《分布式领导》(Distributed Leadership)和2001年发表的《学校领导力实践调查》(Investigating School Leadership Practice)都讨论了分布式领导在学校的社会和情境语境下的实践延伸。[7]

　　第二个学术群体以弗格森(Ferguson R)、古德拉德(Goodlad J)、杜威(Dewey J)、英格索尔(Ingersoll R)、拉维奇(Ravitch D)、李(Lee V)、哈努谢克(Hanushek E)等为代表，主要研究教师质量及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弗格森于1992年出版的图书《公共教育支出》(Paying for Public Education)收集了900个地区，超过240万学生的数据以分析学校成绩的决定因素、地区吸引高效教师的因素以及资金的重要性。英格索尔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教师流动和教师短缺》(Teacher Turnover and Teacher Shortages)，从多重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学校教育能力不足的原因不是缺乏教师，而是教师对职业满意度低等原因导致的优秀教师改行等造成的。[8]哈努谢克与弗金(Rivkin S)合作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的《教师，学校和学术成就》(Teachers, School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主要运用了计量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学生的择校问题。[8]

　　第三个学术群体以查布(Chubb J)、科伯恩(Coburn C)、科尔曼(Coleman J)、古巴(Cuban L)、科恩(Cohen D)、艾坡(Apple M)等为代表，主要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科尔曼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他曾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他在社会学上的理论贡献很突出，他的两份著作《青少年社会》(The Adolescent Society)和《教育机会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是教育社会学上被引用率极高的书籍。科尔曼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发起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ts)，这个报告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研究。科恩的高被引书籍《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解决》(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roblem Solving)也主要针对社会科学和实际生活问题进行研究。艾坡所著的多本书籍，如《思想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和《教育与权力》(Education and Power)等都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的新书《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Can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从批判教育研究的角度阐述了教育在变革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个学术群体以马伦(Malen B)、洛尔提(Lortie D)、哈林格(Hallinger P)、默南(Murnane R)、劳登布什(Raudenbush S)、奥菲尔德(Orfield G)等为代表，他们交集的学术领域主要是行动研究。

　　1975年，英国的劳伦斯·斯腾豪斯(Laurence Stenhouse)出版了《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书中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教师是研究者，并初步提出教师作为研究者从事教育科研的方法和基本概念，劳伦斯也因此成为行动研究领域的第二代领袖。同年，美国社会学家洛尔提出版的一项社会学研究《教师：一个社会学的研究》(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并且书中他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他们的这两本著作被认为是行动研究产生的标志。

　　第五个学术群体以布莱克(Bryk A)、达林哈蒙德(Darlinghammond L)、埃尔莫(Elmore R)等为代表，主要研究社会关系对教育的影响。

　　其中施耐德(Schneider B)于2002年和布莱克合著的一本书《相信学校》(Trust in Schools)反响很大，全书主要以社会关系对学校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芝加哥的12所小学的调查研究进行有关分析。而布莱克于1993年出版的书籍《天主教学校和公共利益》(Catholic Schools and the Common Good)也是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经典论著。达林哈蒙德曾在1996年参与了一项有关教学和教师教育的报告《最重要的是：为美国未来而教》(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s Future)，2006年，该报告被列为对美国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报告之一，达林哈蒙德也被列为过去十年中美国教育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在她超过300篇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是有关教师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做的准备。埃尔莫于1996年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得到具有良好教育实践的规模》(Getting to Scale with Good Educational Practice)，该文认为传统的学校组织和激励制度已经阻碍了大规模的具有创新的教育实践的开展，并用证据证明大规模改革的进步运动和过去的课程改革在如今的环境里已经是无效的了，亟需改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