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俞新天教授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颇有研究,出版过许多涉及该领域的有影响的论文与专著,其中包括:《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比较》等。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为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
关键词:战争;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冲突;大国;干预;主权;威胁;影响;冷战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俞新天 1992-1994年担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1994-2000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颇有研究,出版过许多涉及该领域的有影响的论文与专著,其中包括:《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比较》等。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势,人们对于和平与安全也有新要求和新思考。
◎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冷战时与冷战后不同。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为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不仅战争类型发生了变化,而且战争的动因也大为不同。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90%以上。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和化武,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的争夺水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
另一个新的动因是外来的干预增强,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由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以至于其不少智囊鼓吹“帝国论”,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强烈的。
对于未来战争和平趋势的把握,我想提出以下判断。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因为大国之间既无对抗能力也无对抗意愿,真正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仍然是大国。目前存在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体仍处于和平状态。其次,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再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最后,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新老交接,传承更新,循序渐进,最终除旧布新,不至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然而一旦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
今天,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作为仍然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目标要求各国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并且也将非国家主体吸纳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