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6月12日，由南京大学商学院组织主办的“第八届企业跨国经营国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近200人与会，围绕“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网络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主题展开研讨。

　　全球经济平等的实现以资本流动均衡为特征

　　“从长远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应该走向总体平衡，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流向相对平衡。”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理斯指出，经济的增长与多种因素相关，投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资本增值，物质资本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形成这些资本所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为此，人们不断发明创造足够好的新科学技术，二是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上述两个条件能够确保有足够的投资。“新的思想方法当然有其作用，但它们必须借助生产工具等载体才能实现。”詹姆斯•莫理斯表示，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后起的国家由于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可供借鉴，往往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整个世界的发展亦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由于一部分国家发展较早，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加重，但是目前这一状况出现了改观，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正在减弱，尽管在其内部或者区域间的不平等常常有加剧的情形。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高储蓄的国家往往创造了更多的资本。”詹姆斯•莫理斯认为，储户投资时必然选择回报更高的领域或国家，这些地方通常有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点。起初的资本投入并不会立即大幅提高当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但劳动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后，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促使工资水平提高，这时资本的回报率随之下降，并随即转移到其他领域、地区或国家，直至这个新地方的工资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趋势为从中国流向美国；德国和阿拉伯产油国同样有巨大的资本富余和资本输出，这说明不仅仅是美国，在很多富裕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那么，这对于我们追求的经济平等来说意味着什么？詹姆斯•莫理斯解释说，问题在于投资者并不必然了解更为遥远的地区的情况，对那里的买家和政府的信任度也不够，加之对交通成本的考虑，以及亚洲特别是非洲一些地区由于教育落后导致合适的劳动力不能满足需求，相关知识产权又受不到严格保护，种种因素导致投资并没有流向本该去的地方。

　　詹姆斯•莫里斯认为，理论上越是工资低的国家，其投资回报率越高，当所有国家的投资回报率都一致时，世界范围的平等就实现了，工资率将基本相同，土地、劳动成本越高则工资越高，每个国家的收入都能实现最大化。继续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导，则富裕国家的工资应当降低，贫穷国家的工资要升高。他指出，“从长远看，经济均衡发展不会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但非人力资本应加速从富裕国家转移以保证其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方，如果高收入者拒绝降薪则必然导致失业率升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对高工资和资本性收入征税，用于补贴低工资劳动者。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关键在内需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一个增长周期，在这个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保持了高水平，但是现在经济发展面临转型。”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内部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所以出现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被经济增长模式所拖累的状况，是因为各国的外部需求大为减弱，而中国依赖巨大的国内市场维持了经济增长。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增长驱动因素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以前被抑制的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出口和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采取特殊的金融政策，使储户收益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后危机时代的杠杆效应。但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必定寿终正寝，这正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因素：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也不断降低，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减弱。

　　迈克尔•斯宾塞介绍说，历史经验表明，绝大多数国家进入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可避免地放缓，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五个经济体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于现在的中国，它们在当时都属于较小的经济体：其他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经济总量的65%且保持着持续增长；同时由于经济体量较小，它们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出口还是可以倚重的要素。但进入转型期的中国，与它们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在转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不到50%且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总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在外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状况下，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非常小。很多人的预测也都认为，消费应占GDP的30%-45%。“所以如果要转型成功，必须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以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他指出，国内消费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并应与投资和出口综合协调，实现精确同步。

　　迈克尔•斯宾塞进一步分析说，长期看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从中短期看，经济增长可由内部需求维持，而持续的需求依赖于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当将分配比例向家庭和个人倾斜，增加居民收入，并积极提供高附加值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谈及支撑7%的GDP增长速度的因素，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增长依赖于正确的增长模式，目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已经扭转了以往的趋势，正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中属于非贸易部分的服务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迹象；零售业持续增长，特别是网络销售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统计，中国的网络销售市场规模达到了1.84万亿元，同比增长39.4%。“以上是实现经济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长健康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此外，金融要素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迈克尔•斯宾塞认为，金融要素的增长不受地域限制，融资可促进非贸易和可贸易部门发展，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金融要素一般都是由国企和银行主导，非贸易部门没有其他融资渠道，不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获得融资，对于志在实现经济转型的企业和领域，这是非常大的成本，因此需要发展完善证券市场、私有银行等，使企业能否得到贷款不再完全由政府决定。他认为中国需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系统，一方面给储户带来更好的回报率，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使中小企业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渠道。“当然，应特别注意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性，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管制，且体量很大，其放贷数额与储备金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迈克尔•斯宾塞说。

　　企业须加强劳动关系管理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支撑。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与之伴随同时出现的，是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劳动关系冲突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深刻认识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管理的现状和挑战，寻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政策措施是我国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进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成功转型的重中之重。

　　劳动关系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的代表雇主利益的企业经营者及其组织与员工及其工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劳动关系管理是针对上述雇主及其组织、员工以及工会三者相互关系的管理。“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现状具有四个主要特征。”赵曙明说，一是劳动关系的法制化正在不断地加强，政府在完善其引导、规范劳动关系和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工会力量不断壮大，为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三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经历了理念导入、实践探索、系统深化的发展过程；四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外国就业人员以及国内派驻外国员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劳动关系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

　　赵曙明强调，在管理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在处理劳动关系时亦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对比失衡，劳动冲突日趋明显，劳动争议案件激增，工人群体罢工事件时有发生；“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工”并存，小时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弹性雇佣方广泛出现，多种劳动关系类型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劳动关系管理的复杂性；工会的独立性、代表性和目标不够明确，集体谈判制度不够完善，各方难以达成共识，缺乏谈判环节，所签协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协议兑现率低；针对劳动关系管理角色展开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完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方面，员工、工会、企业、政府均负有责任。”赵曙明说，企业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贯彻、发挥与完善以工会为代表的集体谈判制度；顺应我国劳动关系立法的变化趋势，修订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推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创新性、多元化发展，减少劳资双方的权利失衡，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工会和职工之间的沟通协调角色；政府应制定劳工政策，进行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监督、规范企业劳动关系，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涉及跨国业务的企业应以全球化的视野，充分熟悉、掌握、遵守各个地区的劳动法律法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