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5月22日，世界中国学论坛东亚分论坛在韩国高丽大学拉开帷幕。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什么是中国学？它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近年来中国学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海外中国学学者与中国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和联系？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与资料整理。

　　从传统学术走向现当代研究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巴黎。这一天，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并设置汉学教授席位，雷慕莎成为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这便是中国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起源，距今已有200年历史。而此前，研究中国的只是如马可·波罗这样的冒险家和利玛窦等传教士。

　　早期的中国学也称做汉学，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看来，这一英文为“Sinology”的表述强调的是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汉学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比如语言，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最初开设的就是有关中国的语言讲座，而他本人熟悉汉语和满语，擅长考据和翻译，并归纳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法国人的教学语法；比如文学，雷慕莎的弟子儒莲不仅翻译有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还有《赵氏孤儿》《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戏曲作品。

　　此外，在哲学领域，俄罗斯汉学家季塔连科的代表著作是《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以及《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历史领域，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对中国数千年历史进行了细致研究，书内包含大量一手史料及图表、数据；在宗教领域，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酷爱禅宗文化，曾翻译《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作品，并在中国寻找隐士，最终写成《空谷幽兰》。

　　据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回忆，早期的汉学家能阅读中文，但往往不能说汉语。二战结束后，年轻的汉学家成群结队来到中国，从此，欧洲汉学家不会讲汉语的情况成为历史。

　　而在当下，“Sinology”一词正逐渐被“Chinese studies”所代替，中国学的研究领域超出了传统汉学中的文史哲部分，开始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纳入进来。“一带一路”“十三五”“新常态”，这些政治热词都成为海外学者进行中国学研究的切入点。

　　“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也反映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表示，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凸显了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