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在中国研究方面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这样一个国土面积上的“小国”，其实是世界著名的汉学重镇。与世界其他汉学中心相比，捷克对中国的研究风格有独到之处。早在19世纪，捷克就诞生了中国学研究鼻祖鲁道夫·德沃夏克，他译介的《论语》和《老子》，第一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展示在捷克读者面前，影响深远。时至今天，老子和孔子的著作在捷克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而真正让捷克成为世界汉学研究一支重要力量的，是捷克汉学的奠基者雅路斯拉夫·普实克。进入20世纪，在普实克的引领下，中国研究在捷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严谨而富于独创精神的学术传统。

　　普实克生于1906年，早年修习传统欧洲古典文学，后在德国研习汉学，并于1932至1934年间访问中国。在这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同时也积极关注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文坛风云。

　　筚路蓝缕推广中国文化

　　普实克与鲁迅、胡适、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冰心等文学名家建立了友谊。他尤其崇拜鲁迅，二人多有书信往来。1936年，普实克着手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应普实克之邀，鲁迅在逝世前3个月，带病撰写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在序言中，鲁迅写道：“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1949年，中国政府曾派出由茅盾、郭沫若、马叙伦带队的文化代表团访问捷克，普实克领导的捷克文化代表团则随后于1950年回访。在这次访华时，普实克和其他捷克汉学家亲手挑选了2.7万多册中国图书（部分为中方礼物）带回国，并在捷克社科院成立了“鲁迅图书馆”。这既是捷中友谊的见证，也是普实克对他的老朋友鲁迅的永久纪念。

　　与鲁迅先生书信唱和等经历，只是普实克在中国留下的众多足迹之一。这些本足以让普实克作为中国文化的历史见证者载入史册，但他的中国缘却远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遭受纳粹德国蹂躏，很多大学被迫关闭。在战火纷飞、文明凋敝的彼时，普实克主持的东方学研究所却坚持开放，继续向学生们讲授语言课程。对于文化氛围浓厚、学术传统深厚的捷克而言，大学被迫关闭的伤痛不言而喻。也许是为了在文化中寻求慰藉，很多年轻人来到东方学研究所修习语言与文化课。令人感动的是，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战时的黑暗岁月，都认为在那时学习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经历，成为他们抵抗纳粹侵略的精神支柱。

　　战后的捷克百废待兴，学术建设谈何容易。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普实克在查理大学一手创办了远东语文与历史系，成为首任中国与日本文学教授，并自1952年起担任捷克社会科学院的东方研究所所长。在普实克的领导下，几代捷克学者多有建树，在欧洲乃至世界中国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1957年访问中国期间，普实克还拜会了著名画家齐白石。据普实克回忆道，齐白石是经由捷克画家赫提尔介绍到欧洲去的。拜会齐白石那天，北京刮着北风，天色暗黄，寒冷的空气让他受不了。但他见到比自己年长42岁、高而瘦的齐白石，蓄着雪白的胡子，在没有暖气、四处漏风的屋子里，画着他那精致的作品。这令普实克感到既惊奇，又崇敬。就在与普实克相见的这个冬天，齐白石逝世了。

　　普实克人生和学术生涯中的最大成就，就是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推广。不论是在艰难的战时，还是在战后，普实克一直都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除了鲁迅的作品，他还翻译过《论语》、唐诗、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传统中国民间文学。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捷克诗人马特修斯合作翻译的多卷本中国诗集《古中国之歌》与《新中国之歌》。这些诗集收录了从《诗经》起一直到新中国诗人的作品。虽然翻译中国文学在外国并非新奇之事，但是普实克取得了一个极了不起的成就：在很多国家，中国文学的翻译与阅读，都是学术圈里少数学者关注的小众活动；而在捷克，由于普实克的不懈努力和卓越的翻译技巧，中国文学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捷克人阅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今天，笔者在捷克的书店中都会时常看到各种中国文学作品。延续着普实克的足迹，孔子、老子、李白、杜甫，甚至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在持续不断地被译成捷克文在当地出版。也许这些中国作家在捷克谈不上家喻户晓，但仍然是很多人在书店购书时爱不释手的选择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