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政府公信力与高度的政治认同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治认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政府公信力处于良好状态，也就表明社会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法律权威能得到普遍性尊重，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也就较高，管理的成本也随之降低

　　■所谓公平，所谓正义，尽管是一种政策原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主观感受”。在这方面，有一个所谓“最小受惠者的最大认同感”的原理，即一个社会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当由处于这个社会下层即受惠较少的那部分成员作出评价。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政府行为往往由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组成，而任何个体行为或集体行为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偏离正确的方向。如同一个人一样，犯了错误之后是掩盖还是承认，这是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只有勇敢地承认错误，并承担致错之责任，才能对政府公信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思想者小传

　　桑玉成　法学博士，政治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曾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文科科研处处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校长助理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等。

　　一般认为，社会诚信包含政府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又是社会诚信的核心性要素。因此，通过政府公信力的建构，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构，是符合逻辑的。

　　那么，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的状况？如何把握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意义？怎样塑造我们的诚信文化，以及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这些问题既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每一个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积极作为。

　　把诚信问题归因于文化积淀

　　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偏颇

　　近些年，人们在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通常比较关注文化根源方面的问题。说到诚信问题也是这样，即认为社会诚信与社会文化根源密切相关。

　　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也是一个难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大致说来，文化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长期社会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习俗、行为、习惯、传统等的影响、传承和积淀。这种影响、传承和积淀，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

　　还有人把文化视为一种结构性体系中的“心理方面”问题。这诚如人一样，在一个由数人组成的团体中，不同的人除了外貌特征不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人与人之间在价值、观念、性格等方面的差别。这种所谓人的心理层面问题，是一个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特征。

　　社会由千千万万的人组成。尽管每一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仅仅具有个体的性质，但在长期社会交往之中，个体的汇集又逐步形成了团体、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特质，形成了所谓文化层面的问题。在中国，文化性的因素具有基础性意义，因而很多的问题，需要从文化视角上给予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既是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传承、积淀的结果，也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人所吸纳、消化、实践与再产生的过程。换句话说，文化形态是一个动态概念，而非固化概念，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习得、领悟、传承、实践及生产的动态过程。比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的传统比较少。今天的人没有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活的经历和经验，但我们身上可能依然还有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这就是上述这种传承积淀的反映。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今天的人可能有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迁，我们今天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旧社会那种文化形态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由此说来，我们把诚信问题归因于文化积淀，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是有失偏颇的。例如，有人会抱怨，当今社会中，不是说没有人说真话，而是说真话的人得不到好处甚至会带来麻烦，说假话的人却获益机会更多。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把一个人什么真话都讲视为单纯幼稚的表现，而将善于逢场作戏、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视为成熟的特征，等等。

　　总的来说，诚信问题的存在，固然与历史长河中积累的文化基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长期以来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有关。作为一代人，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吸纳前人为我们奠定的文化基础，可以基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来创造并维系一种良好文化形态的生存和发展。一句话，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诚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