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坚持人民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为人民书写，为时代而歌，才可能诞生不朽的文学作品。”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看来，这是文学创作的底线。

　　评论家：作家的追兵与带路人

　　徐兆寿的研究领域广泛，从文学批评、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到影视文学和文化传播研究，他均有涉猎。然而，无论驻足哪个领域，他都牢记文学研究的使命。“努力寻找中国文化的突围方向，挖掘中国人内心浸注中华文明基因的精神世界，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我国当今文坛表达的主题，这也是塑造中国文学新生态的重要方式。”徐兆寿充满激情地说。

　　徐兆寿是一名由文学爱好者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大学时，他大量阅读了孔子、庄子等中国先贤与尼采、萨特、叔本华等西方哲人的论著，并由此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兴趣。他说，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才深切认识到作家的奇妙与不凡——以文学形式传播深邃哲思、反映多彩生活、反思社会现实，并以另一种身份参与人生体验。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在随后的创作中，他坚持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创作“两栖作战”，在作家和评论家的角色中相互转化。他说，评论家对于作家而言既是追兵，又是带路人，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理论的指导和文学批评的针砭，在文学批评的思维下进行文学创作是一种别样的创作体验；反过来，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够真正推动文学发展。

　　“必须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变迁、对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异保持冷静的观察。”徐兆寿认为，文学创作要敢于自励，推陈出新，时时追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这样才能接近艺术上的完美，一味的吹捧和陶醉只能再生文化垃圾。

　　创作者：唤回迷失的精神信仰

　　2007年4月，徐兆寿的学术论文《论伟大文学的标准》在《小说评论》发表。通过对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他总结了优秀文学作品的七项标准：一是深刻、广泛、丰富地反映一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和精神追求，甚至一个民族的演进历史；二是对人类正面价值予以肯定与弘扬，给人类以生活的理想、信心；三是拥有一种超民族、超国界的精神，也就是人类性；四是超我的精神启示；五是对人类当下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怀疑、追问、批判和回答；六是对人性新的发现与探索；七是不可比拟与摹仿的文本形式创造，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常常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甚至是文学的革命。

　　“在传播建构新的与中国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价值体系中，文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徐兆寿表示，文以载道，文学不只是社会个体的事情，还是民族的、国家的事情。因此，学者不能只在书斋里完成自己的修炼，还应当把自己的见解和体悟贡献给社会，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2010年，徐兆寿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他对当代社会出现的精神迷失、信仰缺失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开始创作《荒原问道》。徐兆寿告诉记者：“对技术的崇拜与对科学的过分迷信，容易带来精神的没落。”

　　“或许是想治愈我荒凉的精神世界，或许是想解决人类信仰缺失的问题。”2014年，《荒原问道》问世。他怀着对文学创作的虔诚，以一颗赤子之心，足踏现实的土壤，力求给人类带来精神、情感、道德上的启迪和抚慰。

　　捍卫者：抵御“向下”的文化倾向

　　徐兆寿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人类很容易向低俗文化低头。为了抵御这种“向下”的文化倾向，捍卫我们的精神信仰，必须重返伟大经典，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靠近，因为它们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对待为世界文化输送营养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杜绝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徐兆寿表示，今天的人们应善于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往往可以穿越时空，成为一个民族迎接新的时代挑战的内在动力。

　　谈及中国文学现状，徐兆寿坦言，目前中国的文学生态并不健康。“表面上看起来欣欣向荣，但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极少。这说明大多数作家都处于一种平庸化、市场化、消费式的写作模式。”

　　徐兆寿常常被称为“非常作家”、“青年批评家”。然而，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作家在我心目中是与伟大相等的，他们是老子、司马迁、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些‘天上的星星’，他们是传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