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钟敬文先生，生前与郝苏民先生多有长谈，论及两人的学术友谊和心灵默契，我大都在场，有幸成为见证人。

　　钟老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一代宗师，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文艺讲话时期，还是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都与祖国的西北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钟老的西北情，与他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整个历程都有关系。

　　郝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西北高校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的中坚。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情操，虽经历了历史的坎坷和个人的挫折，但无怨无悔。郝先生创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俗学并伴随其发展，从构建学科系统、发展研究生教育，到创办学术杂志、加强非遗保护，都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我认为，以“中国梦”来概括郝先生的学术人生选择更为贴切。

　　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钟老与郝先生都有神交，并成为忘年之友。钟老与郝先生的交往是一种小众的历史，但在小众之上有大众的事业，在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对西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叩动着两人相连的精神世界，历史的延展性体现于两位学者为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家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所做出的共同努力。

　　钟老曾说，在革命的民间文艺理论模式创建中，不可不重视方言。民间文艺的表演、叙事和传承是用方言进行的，很多方言还与少数民族语言有交叉关系，方言承载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社会功能。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起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多年后，初出茅庐的大学青年教师郝苏民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对河湟地区多民族“花儿”做调查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大胆提出：“花儿”中的汉语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普通话很不一致，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方言土语也大相径庭……这大大超过了语言学家们所估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