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武汉10月25日电(记者 明海英)10月22日——24日,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学者与会,分别从新发现、音乐文物研究、声学与声景、音乐人类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乐律学等方面深入研讨“人类学视野下的音乐考古”。

　　早期的西方音乐考古研究对象主要是音乐图像。随着中国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海外同行对中国早期音乐文物,有着强烈的探知欲。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方建军表示,不少出土乐器保存完好,有些用坚固材料制成的乐器依然能够演奏和测音。通过田野考察和音响测定,可以探究古代乐器的音高、音程、音阶、音色和音律等。因此,我们不仅能够听到古代乐器的真实音响,而且可以从古代乐器学角度来探索出土乐器的类型、年代序列,及其音乐生活、音乐历史。

　　“近年来,湖北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等曾国墓地中,曾国编钟的不断出土,使我们对古代音乐学的认识逐步清楚。同时修正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认识,诸如早期甬钟组的组合的数量、甬钟与鎛钟成编的年代、侧鼓音(第二基频)标识的起始年代等。”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举例说,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犺钟编钟,一组共5件:镈钟1件、甬钟4件,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的成套编钟。5件编钟的音高可排列成一个六声音列,并可构建E宫四声徵调式音阶。其音列的连续性及跨越八度,是编钟音列发展上的一个突破。该编钟里发现的右鼓部小片云纹,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双音钟侧鼓音(第二基频)标识符号。郭家庙墓地出土了的大批两周之际的音乐文物,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齐特尔类乐器(琴、瑟)实例、以及宫调明确的早期编钮鈡。方勤表示,宫调发展序列,则从曾侯犺钟编钟的“周原四声”到郭家庙M30编钮钟的“五正声”,再到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的以十二律为基础的“辅曾系统”,构成了一个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的发展系列。